晚上七点钟，电视台五楼的会议室里开始有人落座。刘伟的专题节目今天要在这里接受第一次审查。虽说审的是脚本，气氛也够紧张的了。若是脚本都不能通过，又何以谈到投入摄制呢？节目组里的大李有经验地说，这样的会议起码要开到半夜，一次不行还得两次。吃晚饭的时候大李特地多买了一只馒头揣在兜里，留作夜宵。吴迪指责他制造紧张空气，他耸耸肩膀说：“咱们看着吧。”
下午部头头曾经通知刘伟，台长晚上要来听会。部里的人对这个消息都感到惊讶。台长亲自出席这样的会议，自然是表示了一种例外的重视。在这栋大楼里，虽说电视台的所有人员在一起办公，但是普通工作人员和台长碰面也并非常事。上班的时候，小轿车把台长一直送到楼下，然后他们钻进电梯，升到办公室。下了班，又是电梯坐到底，出了楼门就钻汽车。平时要跟谁谈话，一个电话把那人唤了去，谈过就走。如果统计一下，这座楼里起码有一半的人没跟台长对过话。
然而台长偏偏对刘伟印象好。偶然碰到面，台长会特地停下来，跟他握握手，笑容可掬地谈几句话，问问节目的进展啦什么的。台长对刘伟说，如果遇到什么困难，随时可以去找他，直接去找他。但是刘伟对此仅仅一笑了之，从来没有主动往台长那儿跑过。他知道这台里人多嘴杂，大家的眼睛互相都盯着呢，只要他私自找过一次台长，那么他在这座楼里就难做人啦，他的节目也就被抹上一层不光彩的暧昧颜色啦。
七点过五分，节目组的全体人员已经到齐。接着到来的是美工、请来的作曲家、本台几位文学编辑和导演。最后部主任那微秃的前额出现在灯光下。他宣布说台长晚上临时有外事任务，不能到会。这消息使会场静默了半天，似乎人们在揣测台长来与不来的动机。吴迪在下面小声说：“不来更省事。”刘伟没有答话，只是心里突然感觉到有点发空。
天很热，头顶上两只大吊扇呼呼地转着，吹出来的风却不凉爽。人们在下面小声地交头接耳，话音和吊扇的风声混合在一起，增添了一种嘈杂感。部主任掏出手帕揩着额角的汗，一边高声对大家说：“人来得差不多了，我们开始吧。”然后他用手势示意刘伟开始。
脚本还没有打印，只刘伟手边有一份，厚厚的，有上百页纸。他请示部主任：是一段一段念，一段一段审，还是念完了一块儿审？部主任征求几个编辑和导演的意见，他们大概是出于对会议时间的考虑，一致认为念完了再审为好。
刘伟有些紧张，他的南方普通话显然不能胜任这样的朗读。这种铿锵激昂、充满了预言和警句的东西，由一位音色浑厚的男性播音员读出来效果会好得多。但是刘伟又相信脚本自身的感染力，以及他对每一个段落和字句的透彻理解。开始他念得有些磕磕巴巴，随着内容的深化，他自己渐渐走进未来的社会之中，他热情洋溢地向人们描述着即将到来的信息社会，讲到社会的财富不再是金钱而是知识，讲到时间与生活的竞争，高技术和高情感的平衡，企业里新的等级次序，协作生产是一种新的全球模式，银行的作用变化，住宅，家庭，保健，教育，食品，个人创业，宗教，政党和政权，网络组织……念到最后，他的声音越来越兴奋，越来越高亢，旁边的吴迪一连捅了他几次胳膊，他茫然地停下来朝吴迪看看，很快又进入情绪。未来社会像一颗美丽的彗星，带着耀眼的光芒呼啸而来，他感觉到它的热度和力量。他带着不可抑制的热情和激动，试图去接近它、窥视它、了解它。
然而等待他的是会场上一片沉默。人们似乎被这一连串倾泻而出的新概念和语言打懵了，变得怅然若失、不知所措。部主任紧闭了嘴，若有所思地盯住桌面上某一点。导演们一个劲地抽烟。几个编辑不声不响用笔在小本子上写着什么。美工用指甲在桌角上划来划去，划来划去。中年的作曲家则仰面朝天，盯住飞旋的吊扇，仿佛沉入构思。剩下节目组的年轻人们，在各自座位上扭动身躯，神魂不安，面面相觑。
吴迪看看不知所措的刘伟，又看看在座各位，忽然站起来，笑嘻嘻地操着广东腔说：“我们这个还只是初稿啦，请领导和各位专家多提意见。”
部主任张开五指拢了拢被风扇吹乱了的头发，态度温和地说：“写得很有才华，很有才华。”
“构思大胆，观点鲜明。”一个胖胖的导演附和他的话。
几个编辑小声讨论了几句，然后一个戴眼镜的中年人说：“这部本子看得出是下了工夫的。短时间内收集了这么多资料，真不容易。年轻人的闯劲是了不起。”
“后生可畏呀。”部主任笑容可掬地作了结论。
刘伟坐在那里，紧绷了脸不说话。他觉得这些淡淡的赞扬中满含了虚伪，不是他们心里真正的意思。
又是片刻的沉默。然后那个戴眼镜的编辑试探地说：“如此肯定、如此断然地谈论未来社会的模式，尤其是谈到未来的政党和政权，会不会使人觉得我们是把舆论强加给政治？”
没有人说话。大家的神色都有些紧张。
一个精瘦精瘦的导演把手里的烟蒂一掷，忽然站起来说：“没有人能够具体地预测2000年将是什么样子。企图详细描述未来世界，那是科学幻想小说和未来学家的预言游戏。游戏往往是既不正确又会令人烦恼的。”
宛如一块巨石投入了平静的池塘，先是轰然一响，然后水花四溅，水波涟涟。会场上小声交谈的声音开始盖过了风扇的呼呼声。有人开始站起来指责关于未来家庭的描述是耸人听闻，又有人怀疑宗教的复苏，还有人反对在脚本的第一章里把知识提到了过高地位，那个戴眼镜的编辑则坚决不承认个人创业的前景。会场上人人情绪激动，旗帜鲜明，固执己见，把一个费尽心血写来的电视本子批得体无完肤！
刘伟沮丧地坐在桌前，既不记录也不反驳。他知道在这种场合没法申述自己的意见。以前他也参加过几次讨论会，讨论的是别人的本子，同样被指责，被批驳。几乎没有哪一个本子在这种会上能通过的，没有这种情况。然而这些本子到最后也总是能拍出来，甚至拍得很好，受到好评或者获奖。他完全知道在这种会上应该持什么态度，然而他还是不能心平气和。他偷眼瞥了一下吴迪，这个憨厚的广东小伙子目瞪口呆地坐在那里，满脸惊讶，似乎无法相信他执笔写出来的本子会遭此厄运。吴迪再过去便是大李，节目组里此刻唯独他最镇静，他缩在椅子里一声不响在啃冷馒头，一口馒头一口开水，吃得津津有味，旁若无人。刘伟在心里叹了一口气：完了！他们被打垮了！全军覆没了！
关于他们的节目又专门进行了几次讨论。因为当初台长的支持，部主任总算没有将本子枪毙。于是又召集“专家们”提“建设性的意见”。众说纷纭。谁也没有经历未来，因而谁都有权利想象和猜测未来。年轻人强调竞争，中年人强调稳定，老年人强调道德。作曲家要加进流行歌曲，希望赢得观众欢迎。美工们要想设计出变幻莫测的激光背景，说是可以增进时代感，现代味儿。人人都想在这个节目里大显身手，结果节目在投入拍摄之前就成了一锅大杂烩。
现在刘伟觉得不是他在主持这个节目，而是节目在主持他了。他失去了控制这个节目的能力和权力。他被不由自主地卷入这个乱纷纷的旋涡之中，被公众的意见所左右。节目里甚至加进了魔术表演，是大卫·科柏菲尔的现代魔术。节目变得越来越大众化、通俗化、趣味化。作曲家在节目里插入的两首流行歌曲，未等正式演唱就风靡了电视台。音响公司的消息灵通人士已经找上门来，要求录制成磁带发行。美工声称在这个节目里可以让电视观众享受到最最现代派的美的艺术。有一男一女两个当代中国最红的歌声来找刘伟，毛遂自荐当节目里的主持人。
有时候刘伟想哭，想躲在哪里痛痛快快大哭一场，然后把本子撕得粉碎。
在这段时间里吴迪和卢枫结婚了。新婚夫妇到吴迪老家去了一趟。回来的时候带回了吴迪舅舅送他们的一台大彩电，还有一箱五颜六色的衣服。这些衣服着实令电视台的姑娘们羡慕了一阵。那厚厚一本新婚生活的彩色照片，卢枫毫不忌讳地拿给大家看。她打着带花边的遮阳伞躺在海滩上；她穿了薄薄的绣花内衣和吴迪拥抱；她坐在吴迪膝盖上，吊住他的脖子微笑；他们头靠头地偎在床边看电视……
这相册刘伟只看了几页。他把它掷还给了卢枫，并且愤怒地瞪她一眼。她却回给他一个不深不浅的微笑。刘伟明白这一切的意思，就是苦药他现在也只能咽下去。
有一次他们两人在资料室碰面的时候，刘伟一把拉住卢枫，轻声地但是恨恨地说：“你现在是结过婚的人了，请你以后不要再触犯我的什么。”
卢枫用一副天真惊讶的神气说：“我难道曾经触犯过你什么吗？”
刘伟直瞪瞪地望着她，想说话又说不出来。他想起了“五一”那天晚上吻她的情景，浑身一阵一阵发热。而她现在已经是吴迪的人了，轻而易举地！他心里那种滋味实在是难以言说。
“没有，那当然更好，但愿如此。”他苦涩地说。
“你说什么呀！”卢枫一皱眉头，轻蔑而且不屑。
她望着他的神情使他受不了。他受不了她那种眼光。仿佛他是个懦夫，是个逃兵败将，是个性无能者，是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天哪，人怎么能活到这个份儿上！
有一天台长找他谈话。
台长问他分到台里以后对工作有些什么看法，又问他的女朋友在哪儿，为什么还不结婚？然后问他最近看些什么书？刘伟如实报了几个书名，台长很感兴趣。台长说他事情忙，顾不得跑书店跑资料室，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有些什么好书。台长让刘伟以后隔一段时间就来跟他聊聊，给他补充点新鲜东西，再推荐两本好书看看。台长说得很谦虚也很诚恳，几乎让刘伟再一次鼓起信心了。然而台长却没有提起那个正处在舆论中心的专题节目。他绝口不提，似乎在这个台里根本没出现过那么一个胆大妄为的本子，也根本没存在过那么一个节目组。这一来，刘伟便觉得不好开口了，纵有千百桩委屈要说，也不好贸贸然地对台长开口。谁知道台长心里是什么意思呢？
现在下班以后刘伟便很寂寞。吴迪结婚以后就从这间屋里搬出去了，想到他便是在这间屋里认识卢枫并和她结婚的，刘伟心里就有种说不出来的滋味。他比以前千百倍地思念梦玲，想和她呆在一起。梦玲很久没来过信了，他不知道柔弱的她此刻怎样在那个乡村小镇上生活。调她到北京来的计划还只是空想，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有关方面已经松口。他现在知道，除非他有很硬的后台或者他本人对当局有极高的价值，否则这件事就永远是空想。
本子投入拍摄以后，刘伟也卷入了空前忙碌的事务之中。他是导演，然而他却要付出十倍于导演的精力来对付钱财问题，台里批给他们五千元钱拍摄经费，管剧务的老郑一个劲嚷嚷没法开销。说的也是，如今你就是在北京的街心公园拍个镜头，也会有人奔过来伸手要场租费。借来工作的那些作家、作曲家、演员、录音、照明、制景的技术人员，得付人家稿费和补贴费，外地来的还要出路费和住宿费。光是一次次奔走于几个大学和研究所，向那些专家学者们征求意见，就让出租汽车公司赚去了一笔可观的钱，刘伟向部主任写了个报告，要求追加钱款，部主任说要研究研究，便没了下文。于是节目在拍到三分之一时，那个从北京某剧团借来的节目主持人因为报酬问题大发脾气，拂袖而走，前面所有关于他的镜头全部作废。这件事让刘伟急得嘴角烧出了一串燎泡，眨眼之间头发竟白了几根！吴迪说我们妥协吧，加点钱把那人叫回来吧，刘伟把牙齿咬得咯咯响，始终没松口。这些日子他已经低头低够了，他不能再低三下四地跪在一个演员面前，否则他不能平衡自己内心的情绪，他会发疯的！
拍摄工作全部结束已经到八月底。试播的那天头头们都还满意。过了两天部主任通知刘伟说，总编室对这个节目特别优惠，安排在国庆节期间播出。对电视台很多导演们来说，国庆节是黄金节目期间，人们因为是假日，就是臭狗屎也会坐在电视机前从头看到尾的，谁的节目能在这个时候播出，本身就说明了是一种成功。
刘伟默默地坐在自己办公桌前，许久没有说一句话。然后他告诉部主任，国庆节期间他准备请几天假，回家去。他已经很久没有回家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