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玲是在盛夏里一个雷雨之夜闯入小鸥家里的。那一天闷热异常，傍晚时分才下起了暴雨，雷声隆隆，整个客厅里被闪电照得彻亮，阳台上晒着的衣服一件件变成了白色，龇牙裂嘴，狰狞恐怖。梦玲闯进客厅的时候，浑身湿透，披散在脸上的头发一根根往下滴水，使坐在客厅里的小鸥和她父母大吃一惊。
“是……梦玲？”小鸥慌慌张张站起来，不敢相认。
梦玲慢慢地用手掠开披散的湿发，露出一张憔悴黄瘦的小脸，和一双失神的眼睛。
“梦玲！天哪，这个样子！怎么这个样子！”小鸥失声大叫，然后扑上去，一把抱住湿淋淋的梦玲，仔细看她的脸，她的头发，她的脖子。小鸥的一双眼睛温柔明亮，像两颗飘浮在空中的美丽宝石，如梦如幻。梦玲恍恍惚惚又想起了那个白雾蒙蒙的仲夏之夜，她穿着白底带蓝条的细布连衣裙，和两个女友去听提琴家的演奏会。那日子距今已经十分遥远了，遥远得像隔了一个世纪。
“这么多日子没看见你了。有半年多没看见你。你变得很多。在那儿生活挺苦，是不是？”
倒好洗澡水，把一块崭新的丝光毛巾递到梦玲手上，小鸥仍然舍不得离去。她充满体贴和爱怜地望着梦玲，那目光里已经没有了少女的娇矜，而多了一种成熟的母爱。
洗完澡，梦玲穿上了小鸥的一件淡绿色真丝睡裙。她惊异地站在镜前，久久望着自己。宽大飘逸的裙摆把她娇小的身体完完全全隐没了，一切都看不见了，像是溶入了淡绿色的宇宙。她从镜子里面看到了小鸥房间里同样是淡绿色的窗帘，雪白的床单和洋红色毛巾被。床上有一个变形的布制洋娃娃，娃娃手里举了一只小小的网球拍。枕头上散乱地摊着几张钢琴总谱。她目不转睛地看着这一切，一种温馨熟悉的气息渐渐将她包裹起来，使她呼吸急促，面色渐红。一切都还是过去的模样，只有她不再是过去的她了！
她疲惫地靠在床上，小鸥坐在她旁边，跟她讲毕业以后同学们的各自遭遇。小鸥告诉她，开开已经结婚了，嫁的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工人。班上同学都觉得难以理解，只有开开声称她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开开现在专门创作儿童歌曲，发表了几首，广播电视台里还唱出了几首。小鸥说，她相信开开的幸福，因为开开写的是世界上最幸福的歌。“你呢？”她望着梦玲的眼睛，“我以为你也结婚了呢。你一走之后再没有音信。我想你大概是把所有的时间都用来给刘伟写信了，是不是？”
梦玲没有点头也没有摇头。雷雨已经停了，夜空很静，从窗户里飘进来潮湿清凉的空气，带着一股淡淡的腥味。客厅里小鸥父母在看电视，放的好象是一部日本片子，女人的说话照例夹了气声和哭声，令人头皮发紧。
“要是我告诉你一件事，你会不会把我从你这儿赶出去？”梦玲在床上坐直身子，紧张地盯住了小鸥。
“看你说的，”小鸥笑道，“你就是杀了人，当了强盗，我也会把你藏得好好的。”
梦玲轻轻摇摇头：“你知道我不会杀人才说这个话。”
“难道还有什么事情比杀人更严重吗？”小鸥正色说，“你知道我会帮助你，你才到这儿来的，是不是？我知道你心里有事，刚才你一进门，我就看出来你神色不对。我没有问你，是怕你不愿意说。干吗要追人说出自己不愿意说的事情！”
“我求求你……”梦玲说，“求你不要把这件事告诉别人，否则就是要我死了。”
“……”小鸥吃惊地吸了一口气，没能说出话来。她似乎意识到了什么，用充满疑问的眼睛紧张地、关切地盯住梦玲。
梦玲的脸色在一点一点变红，红得像是充血。她放在大腿上的一双手簌簌地抖动，像是无法制止它们跳跃的一对小动物。泪水从深处慢慢地涌上来，充满了眼眶，滚动许久。
“我到这儿来，不是求你，是求你妈妈的……”梦玲失神地望着小鸥。
小鸥的妈妈是妇产科医生。小鸥明白了梦玲的意思。刹时间她觉得脑袋里轰的一响，太阳穴突突地跳了起来。“你有那个……那个……那个了？”她结结巴巴地说。
梦玲低着头，不再说话。
“谁？跟谁？你要告诉我，是谁？”小鸥一迭声地问，抓紧了梦玲的手，显得十分激动。“是不是刘伟？他回来过？”
梦玲摇头。
“那么是谁？你告诉我！”
她不说话。现在她已经决意不再说话了。最沉重、最难以出口的事情已经讲了出来，剩下的，她随便小鸥怎么去猜测。那关键的一点，她要把它烂在肚子里，一直到死。
两个人脸对脸地、充满敌意地坐着。梦玲此刻异常平静，激动不已的倒是小鸥。她以为梦玲是在那个乡下小镇受了什么人的欺侮。一个单身女孩子，孤孤零零在那里生活，什么样的事情不能发生呢？她觉得委屈，替好朋友委屈。
她终于站起来，到客厅去了。屋里霎时变得很静，梦玲听见她在客厅跟她妈妈说话的声音。似乎还有什么争执，她的声音变得尖锐激烈，还带着哭腔。过了一会儿，她进来了，眼圈红红的。
“行了，明天去医院吧。”她低着头，不看梦玲。
梦玲慢慢地说：“你今天不会叫我走吧？”
小鸥忽然扑上去，抱住梦玲的肩膀。“哦，梦玲，梦玲！全班这么多同学，为什么偏偏是你来求我！”她痛苦地、像孩子一样地趴在梦玲身上，失声痛哭。
把一个尚未成形的胎儿强行拉出身体的痛苦，梦玲经历过了。那种吸空了身体的撕肠裂骨的锐痛，她今生今世难以忘记。在医生和护士们心照不宣的目光下躺上手术台的耻辱，梦玲也领略过了。她只能回报她们以沉默。她知道，如果不是小鸥妈妈，她们还会逼她说出他的名字，这是规定。
小鸥叫了一辆三轮车，把梦玲接回家里。不知道因为流产后的虚弱还是别的原因，梦玲在小鸥家生了一场大病。若不是小鸥母女两人的精心照料，梦玲也许就要病得死去了。病中她昏昏沉沉总是提到槐花和琴，小鸥以为她是在惦念某一个有音乐天赋的农村女学生。小鸥的男朋友丢看小鸥，两个人提到梦玲的事情，小鸥决计要帮助梦玲调回省城，那位神通广大的公子一口答应去办。小鸥趴在梦玲耳边哭着说：“你要挺住啊！什么事情都会过去的，唯独生命不能过去，无论如何你要挺住。”
也许是年轻的生命力不愿意就此泯灭，梦玲在十天以后终于开始恢复。病愈之后她变得憔悴不堪，头发掉得稀稀落落，密密的鱼尾纹过早地留在眼角，目光中再没有了昔日的澄澈和光亮。第一天下床她感到头晕目眩，若不是赶紧跪在床边，她会一个跟头摔得头破血流。她跪在那里，悲哀地望着自己细瘦的胳膊和青筋裸露的手，心中一片灰色。
她常听人说，大病之后的人容易丧失记忆力，会把病前的往事忘得一干二净。
有很长时间她强迫自己不再去想那个星光灿烂的仲夏之夜，那些漫天飘飞的白色槐花，和那个弥漫了各种气味的农家小屋。她满以为自己已经将那一切忘记了。
有一天，她偶然翻开了报纸，看到报上登载的提琴家的名字时，那过去的一切突然凸现在眼前，清晰得像是一幕幕活动的电影，一幅幅超现实主义的图画。她惊恐地大叫一声，昏了过去。醒来之后她第一个强烈的愿望就是想吐，把堵在心里闷住她呼吸的一切呕吐出来。
有时她也想到刘伟，想到远在北京的他还不知道她的身体有过怎样的变化，她就有一种莫名其妙的焦躁。
在她大病之中不能下床的日子里，小鸥不止一次地为她擦抹大汗淋漓的虚弱身体。每当小鸥把她的衣服脱光，让她身体的一切裸露在外时，小鸥总会一动不动地站在床边，久久地端详她那曾经孕育过胎儿的腹部，如同站在美术馆里屏息静气地凝视一具人体雕塑。小鸥的目光中有一种非同寻常的肃穆，更有一份难以抑制的好奇。
后来有一天小鸥曾经问过她一个问题，小鸥问她恨不恨那个人，那个强行占有了她身体的人？
“怎么是强行呢？”她缓缓地说，“难道我还是个不懂事的孩子吗？”
小鸥愕然地望着她，许久说不出一句话。
“这么说你是爱他的？跟刘伟相比你更爱他？”
她淡淡一笑：“世界上有很多事情是没法相比的。也许有一天你会明白。”
暑假过后，梦玲又回到那个乡村小镇。走下汽车，一眼望见的是深绿色的稻田和开满了五颜六色花朵的棉花地。玉米已经临近收摘，山芋的藤蔓却是蓬蓬勃勃。阳光下整个田野弥漫着一层青色的水汽，像是庄稼地里深重的呼吸。梦玲被这强烈的色彩和新鲜的气息弄得头晕目眩。她觉得血液里有什么东西在漫漫地蠕动，那么欢畅又那么喜悦。她如释重负地坐在滚烫的田埂上，把一朵蓝色的矢车菊举在手里看了又看。那花瓣薄得透明，阳光下能看见一丝一缕细细的筋脉。
一对扯猪草的小兄弟从她旁边走过去，一边撕着甜玉米秸的皮叶，一边含含糊糊地在唱一首歌，是一首电影歌曲，梦玲一听就知道是她教的。可是她从没教过这么小的学生，想来是他们的哥哥姐姐传出去的吧？梦玲心里有点高兴。她朝小兄弟招招手，要他们过来。兄弟两人对望着，一个劲地往后面倒退。两个小家伙不过六七岁的样子，面孔长得极其相象，只不过哥哥比弟弟高出半个脑袋。两人都赤了脚，只穿一条紫花布短裤，肥大的裤管一直拖到腿弯，小腿上满是斑斑点点蚊虫叮咬的痕迹。
梦玲忽然想起了她留在医院污水桶里的那个鸡蛋大小的血淋淋的肉块。
这学期校长给她的工作加了码，要她兼任初中一个班级的班主任。她告诉校长说，她想调走，她一个人在这里生活太不方便。也许这学期就会有商调函来。校长略显忧郁地望着她，半天，叹了口气说，这学校太小、太旧、也太穷了，总是留不住人，教数学的，教物理的，教语文的，都留不住。分个大学生来，教着教着就走了，都走了，只剩下家在附近的本地的老师。梦玲听了这话有点负疚，但是她什么也没说。她答应校长先接了班主任这副担子，什么时候调走，什么时候再交回去。
当班主任要比任课老师辛苦十倍，这一点，梦玲在大学实习的时候就体会到了。第一天到班上去，全班几十双好奇的眼睛望得她心里发毛。她闻到了教室里那股浓浓的汗水和人的气味。她走过去，把上上下下的窗户全部打开。风吹着她身上那件白色绣花的真丝衬衫，飘飘拂拂，一会儿贴紧皮肉，一会儿又鼓鼓地蓬起，几十个学生屏息静气，一动不动，像看一样神奇魔术般地看着她的衣服。她面红耳赤，只好在讲台后面缩紧了身子，原来准备好的一篇“就职演说”此刻一个字也说不出口。
她总觉得自己不适合当班主任。她管不好孩子。那种以“小时”计数的滔滔不绝的训斥，她学不来，讲上几句就没词儿了，再说就是重复，颠来倒去重复那几句话有什么意思？把学生当场拉出来亮相，让他们整半天整半天地“挂黑板”，她又不敢，实习的时候曾经干过一次，结果那学生比她劲更大，反把她拉得跌坐在课桌里，从此她再也不敢去拉他们。也有的老师喜欢罚学生“站办公室”，自己埋头在桌上备课、批作业，学生就百无聊赖地站在旁边。人家放学了，老师不走，也不让学生走。到了吃饭时间，老师去食堂吃饭，学生还继续站着，直到天黑老师解除禁令。孩子都好动，两回一站就怕得不行，再说回家晚了要被父母责骂，因此这办法很是奏效。可是梦玲不喜欢让一个学生木桩般地站在自己旁边。干什么事情眼角里都有个人，她难受，干不下去。
农村的学生到底老实，没有过分欺负她这个年轻的女教师。他们小小年纪就懂得了人生的艰辛，懂得父母供自己上学读书的不易。他们的目标都是大学，哪怕是师范学校、技术学校。每天清早，小镇四面通往学校的黄土路上就连绵不断地走来了学生。因为害怕清晨的露水会打湿裤腿，他们一律将裤管挽到膝盖。他们脚上的布鞋因为长途跋涉沾满了泥土，显得沉重万分。书包里装的是当作午餐的家制干粮，饭团或者面饼。也有人带的是饭，中午在学校的炉灶上蒸了吃。他们的父母照例是把最好的饭食塞给他们，宁肯自己和别的孩子们喝汤喝粥。没有几个孩子上学是空手出来的，他们随身都带了一个筐子，来回路上扯一筐猪草。跟那个粗密发黑的筐子相比，他们肩上背着的书包就显得那么轻盈渺小，像个制作粗糙的土玩具。他们一到教室就大声地背书。背语文，背口诀，背公式，背英语，甚至背老师推荐过的优秀的散文，连标点符号都背，背得摇头晃脑，旁若无人。他们喜欢这样背诵，这跟当年农村旧私塾里相沿下来的陋习不无关系。学校里受过高等教育的老师似乎都已经被他们的习惯同化，每每会在下课铃响的当儿布置一条作业：“背熟××页——××页！”
梦玲说不清自己是不是喜欢这一切。她还是觉得自己不适合当班主任。
开学半个月，梦玲仍然没有能够认全班上的学生。孩子们对她有点敬而远之。也许是她长得过分清丽，气质打扮跟这个质朴的学校有点格格不入。他们用一种陌生而又崇敬的眼光看她，就像她当年在艺术学院音乐厅里看那个风采不凡的提琴家。
有一天中午她偶然经过教室，出乎意料地听到教室里有人在吹竹笛。当然是那种廉价的几毛钱一根的笛子，是商店里摆出来骗孩子的玩意儿。笛子的音色粗劣，音调也不准，然而一曲《小放牛》吹得活活泼泼。
梦玲站住了。在这个学校里听到笛声，她很是惊讶。她走上台阶，站在教室窗外。吹竹笛的孩子她倒是叫得出名字：刘阿泉。记住他的名字仅仅因为他是班上个头最矮的一个，每天的课间操都是排在队首。这孩子长得瘦小精干，身体灵活得像只野猫，一双眼睛聪明伶俐。他的座位就在梦玲讲台下面，她只要往讲台上一站，照例就会看见他摆在课桌上的一双黑瘦黑瘦的手，黑得起了垢皮，就像离了娘肚从没洗过。
此刻，这个刘阿泉正吹到兴头上，旁边围了五六个同学，众星捧月似的拥住他，惊叹不已地望着他的手指在几个笛孔上来回翻飞。面朝窗户的一个学生突然看见了梦玲，他伸了伸舌头，缩回到座位上去。这动作大约被刘阿泉察觉了，他放下笛子，回头一看，马上飞快地将笛子塞进抽屉，对梦玲做出一个憨憨的、若无其事的笑。
梦玲在窗外也笑了起来，她觉得这孩子有种讨人喜欢的伶俐劲儿。她绕到门口进了教室，站在刘阿泉面前，笑眯眯地说：“吹吧，吹得挺好听。”
刘阿泉顷刻间表情紧张起来。他急急地、申辩似地对梦玲说：“老师，这学期我可是头一回吹笛子。我不肯吹，是他们硬叫我吹的。”他指了指后面几个退回到座位上的同学。
“吹笛子不是坏事，吹好了是一门艺术，这不是挺好吗？”梦玲仍然笑眯眯地说。
刘阿泉耷拉下脑袋，轻声轻气地说了一句：“我妈不让我吹这个，妈知道了要生气的。”
梦玲惊讶地“哦”了一声，问：“你妈不喜欢听吹笛子？怕吵得慌？”
刘阿泉不说话，一副垂头丧气的模样。
“你放心，我不会告诉你妈妈。以后你就在学校吹吧，我喜欢听。也许我还可以给你伴奏，用手风琴。”她亲热地拍了拍刘阿泉的脑袋。
可是从此以后她再也没听到这活泼泼的笛声。她曾经几次提醒刘阿泉，让他再吹几支小曲儿。他总是支支吾吾，不是推说笛子没带，就是推说嘴疼。梦玲心里有点生气了，她认为农村孩子就是见不得世面，怯场。
那段时间她正在家访，她想把全班四十多个学生的家门都踏个遍。
有一天下午她走到刘阿泉家。那是一座相当破旧的房子，砖墙剥落，屋顶是发黑的麦草。在那时的农村，虽说不都像报上宣传的那么富裕，毕竟以麦草代瓦的已经少见了，因此梦玲对刘阿泉家的第一个印象就是他家的贫困。
梦玲很想见见刘阿泉的母亲，想知道她为什么不让儿子吹竹笛。可是她跨进屋子的时候，阿泉母亲不在家，只有一个驼背的老太太，坐在屋角费力地剁猪草。老太太眼睛不好，看不清来人模样，听说是阿泉的老师，抖抖索索要摸过去烧碗茶水，被梦玲拉住了。
“阿泉爸妈都上工啦？”梦玲坐在旁边，帮老太太添草，一边问。房子低矮，前后没有窗户，屋角那块地方简直暗得看不清东西，天知道眼睛有毛病的老太太怎么能剁不到手。
“阿泉他爸前年就没啦，冬天下滩割芦柴，被沙子吸走啦，尸骨也没见着一根。”老太太抬起脸来，眨巴着烂桃儿般的眼睛，瘪瘪的嘴巴上下蠕动着。
“真的呀，阿泉没有父亲呀。”梦玲吃惊地说。
老太太唠唠叨叨地告诉她：“全村几十户人家，就数我们家困难。人家都说养貂能当万元户，那也要有本钱才行，你看我们这个家呀！”
“阿泉兄弟几个？”
“三个□！还有个丫头。阿泉是老大，底下排着个儿来，一个比一个能吃，一个比一个不顶用。他妈妈心气还高得出奇，一心一意巴望几个儿女能念到大学。你看看，帮不上手脚不算，年年光往学堂里就要送多少钱！作孽哟。”
梦玲忽然明白了阿泉母亲为什么不让他吹竹笛。在这个农村妇女心目中，大概只有上大学才是最神圣的事情，为吹笛子荒了功课，那是万不能容忍的了。
走出这个贫穷的家门的时候，梦玲不知怎么很是沮丧。她想，在这个江边小镇的中学，只有她教的这门功课是最没有用处的吧？
那天黄昏时候她收到一封电报——
30日到想你伟
她呆住了，拿着电报心中竟是一片茫然。她没有想到刘伟会在这个时候回来。她想她应该高兴，未婚夫来了还不高兴吗？她跑到宿舍，插上门，细细地察看这屋里的一切。这是一间潮湿、阴冷、毫无家庭气息的屋子，甚至连女孩子们通常喜欢的那些小玩意儿也没有。她慢慢地躺倒在床上，想着她和刘伟过去的一切，忽然把被头塞进嘴里，低低地哭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