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哲请求将集装箱码头的设计方案推翻重做的报告，是在元旦之前半个月传到总工程师章立早手里的。土建设计组长老季曾经出于善意将报告扣压了十来天。在这十天里，他不下三次地找安哲谈话，把重做方案的利害关系一一摆给小伙子听。他甚至提到了安哲的哥哥安伯。在本市建筑界，安伯的惨死一直作为血的教训在工程技术人员中为人熟记。安伯之死固然是因为“*”中的无法无天，然而若不是机场跑道出了事故，年轻有为的工程师能在“*”前夕□铛入狱吗？
遗憾的是安哲这个人相当固执，相当自信，毫不为任何劝解所动。无论老季说什么，他总是那么一副似听非听的样子：身子倚靠在椅背上，头抬着，眼睛望着对面墙壁上的某一点，两条胳膊随意地抱在胸前。再不然就是两手插在口袋里，来来回回在办公室走动，皮鞋发出有力的“咔咔”声。好脾气的老季终于放弃了劝其罢休的努力。
事情也巧，报告送到章总手里的当天，他接到一份措词十分恭敬的请柬，请他参加在南方某地召开的有关港口内运输流程的全国性会议。时值隆冬，而会议集结地却是著名的避寒胜地，章老自然乐于前往。按章老原来的意思，最好是带上老夫人同行，便于一路照顾他的起居饮食。七十多岁的人，毕竟是疏忽不得的。然而院领导考虑到影响问题，决定派一位中年工程师代替章夫人陪同前行。这一去就是整整半个月。等过了元旦章老再来上班，早已忘了抽屉里还有一份内容详尽的报告书。幸亏老季做事认真，特意跑去提醒了一次，报告书这才堂而皇之地摆上了章老的桌面。
自然，在章老看来，这个叫安哲的年轻人有些异想天开。一份完整的、技术上无懈可击的、已经签字生效的工程设计方案，居然被请求推翻重来，在本设计院里几乎没有先例。他没有仔细看这份报告。他的事情委实太多了：审核工程图纸、撰写学术论文、政协座谈会、“农工党”每月一次的例会、接待外宾……最近市里组成了一个“市政建设咨询小组”，三十二个人，全是大学知名教授和高级工程师，他也是其中一个。咨询小组算是市长的高级顾问，说出话来很有点儿作用的，为此他孩子般地有几分自豪。逢到记者来访的时候，他也会由衷地称赞几句党的知识分子政策。
元旦过后一个星期，安哲总不见章总那儿有什么反应，沉不住气了，催促老季再去探探结果。老季回来后告诉安哲说，报告书已经被章总锁进了文件柜，章总的答复只有几个字：主人翁精神可嘉，重做方案似无必要。安哲当时脸色阴沉，一句话没有讲。事后安哲告诉资料室小胖子说，报告书仅此一份，再无底稿，被章老锁进文件柜实在是糟糕。这也算是办事缺乏经验。在无法可想的情况下，安哲硬着头皮去找章老，把报告书要了回来。那次安哲以为自己多多少少要被章老教训几句的，结果没有，章老全神贯注在看一份工程图纸，只把柜门钥匙交给了安哲，让他自己开了柜门去找。
元旦后十天，报告书又摆上了院长的桌子。院长那时新近上任，大事小事不敢疏忽，既然报告书写出来了，他想总要给人家一个较负责任的答复。他自己曾经认真看过了报告书，并且觉得此中意见不无道理。在一个院办公会议上，他委婉地向四位总工提出建议，请他们把这份报告书传阅一遍，再集体讨论一下，作出决定。
四位总工是本设计院四大台柱，平均年龄六十八岁。其中两位出国喝过洋墨水，有着标标准准的“博士”头衔。另两位完全是在国内奋斗出来的，虽说少镀了一层“金”，却也是师出有名，国内建筑界里名声不小。这样，在这个设计院里，在这四位总工之间，便有了一层微妙的、外人难以说清的关系。表面看上去和平共处、客客气气，真要坐下来讨论什么问题，四个人之间便很少有意见一致的时候，双方比数是二比二平。
关于安哲的报告书一共讨论过两次。第一次，除章总表示否定外，其他三位不知底里，不便贸然表态，含含糊糊应付了过去。第二次，会场上的倾向很明显了，章总联合了另一位“洋博士”坚决否定了安哲的意见。章总认为，在工程设计的保险系数上翻来覆去，斤斤计较，未免缺乏干大事业的气魄。那两位总工在此之前没有参加码头工程的设计工作，这次是先看了安哲的报告而后再去看方案图纸的，因而对安哲的意见表示了极大赞同，一再感叹年轻人的敏锐、精细、有经济头脑、有责任心。讨论到最后的结果仍然是二比二。
情况上报到院长那里，院长对此结果不免苦笑。那段时间，体制改革已经紧锣密鼓地开始起来，院长上上下下忙得不亦乐乎。在他眼里，比一个码头工程更为重要和紧迫的事情多得不计其数，安哲的报告书自然也就不了了之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