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几乎半年的奔走，珍珍终于拿到了出国护照。从此以后她将要在美国一个叫圣克拉拉县的小城市定居，当一个飘泊异乡的海外游子了。临行前，她坐在摆满了客厅的大大小小的箱包上，半是高兴半是伤感地说，以后，万一，她的丈夫离弃了她，她可怎么再回到这个家呢？那个胖胖的“弥勒佛”赶紧在旁边郑重声明：他将一辈子忠诚于她。继母便非常凑趣地说，等他们抱上儿子了，她希望能和老吴一起飞往美国探望女儿一家。听到这里，安哲再也忍耐不住，忿忿地跑上楼去。他讨厌这些虚情假意、庸俗至极的谈话。
然而珍珍去机场时他不能不送。坐在一辆出租小面包车里的时候，珍珍对他说，她觉得他在这里混得相当窝囊。以他的才情，加上运气，他是应该干出一番大事业的。她真心诚意地说，在美国定居下来以后，她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帮弟弟弄到一个去美国留学的机会。她丈夫已经答应出这笔保证金。留学期间的费用，她也将负责到底，哪怕她出去给人家涮盘子当保姆。
对于珍珍出国前这番异常慷慨的、充满骨肉之情的嘱咐，安哲不置可否。他只是笑了笑，伸手托住了珍珍快要滑下肩来的白色小羊皮背包。进机场前，珍珍又一次提起此事，他含糊地说，看吧，看他的运气到底如何。要是非出国不可，他会写信告诉她的。
在这之后，安哲跟记者有过第二次推心置腹的谈话。安哲充满矛盾地说，也许真有一天他会下这个决心。他不是个经受得了一切的硬汉子，他脆弱，容易激动，也容易失望。现在就处在这个失望的低潮。记者告诉他，他看上去倒是相当坚强。是吗？他自嘲地摸了摸自己的脸。看上去是这样的吗？可是人会表现出他的多重性格来的。明明痛苦，却要故作镇静；明明快乐，又偏偏装得悲天悯人。
他说，在学校读书的时候，班上有个同学自费留学去了，是去德国。他很鄙夷他。那个同学学习成绩平平，而对各类政治活动却极感兴趣，曾标榜自己是社会活动家。学校搞“竞选”的那年，他很出了一阵风头。然而他在全班第一个自费出国去了。送别晚会上安哲干干脆脆地对他说，这种行动没别的可解释，只能是四个字：逃避责任。
可是如今安哲自己也不能遏止这个念头了，他感到可悲。是啊，也许出国留学是一条捷径。凭他的底子和志气，他不信拿不到一个“博士”回来。一个光灿灿的博士头衔，对于很多人是一种威迫，一种责权和地位的象征，他们会对他另眼相看，委以重任，唯命是从。处于这种地位，他才能痛痛快快干他想干的事情。是啊是啊，他可以省去走很多弯弯曲曲的、艰难困顿的路。搞工程的和搞文学艺术的不太一样，弯路走得太多并不是好事。要知道，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先进科学技术的发展不能以年和月来计算，而是分分秒秒都在使人瞠目结舌啊！（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