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诚坐在医院手术室外的长椅上，面无人色地望着手术室门上三个鲜红的大字，那心情，就像罪犯绝望地等待审判一样。几个病人家属从旁边走过，望望他的脸，又回头望望手术室，带着一种说不出来的神情走了。一个护士从手术室里面急匆匆地出来，门随着开了一下，他反应极快地冲上去，扑到门口，门却又悄无声息地反弹了回去，他只依稀看到里面闪动着的白色人影。稍顷，那护士拖了一架什么机器走回来，机器上盖了一块消毒布，看不清什么模样。他站起来想问一句什么，护士回头冷冷地瞥了他一眼，他冲到嘴边的话又咽回去了。护士戴着一只大白口罩，只剩一双眼睛露在外面，眼睛又黑又冷，那感觉就像冬夜暗沉沉的天空。
这医院里白色的墙壁，这些来去匆匆目光冷峻的医生护士，这种特有的紧张神秘的气氛，这一切若诚都太熟悉了，熟悉得只要置身于这个环境里，就忍不住地想要呕吐。
世界上所有的医院，那环境、气氛、救死扶伤的神圣而又神秘的责任感，想来都是一样的吧？他想起那天在课上给学生讲“十字架史话”，因为要接待外宾，匆匆忙忙有一句话没来得及讲完，那就是：“1868年日内瓦公约所确认的国际红十字徽标，显而易见是将基督教的‘救赎人类的爱’引伸为医疗战线上救死扶伤的象征。”
拉萨的医院。他突然想起了拉萨的医院。
在西藏的日子里，他没少跟医院打交道。那时候童彤身体差得令人悬心：气短、心跳。夜里心跳常常到每分钟一百五十次以上。他不知道多少次地从床上爬起来，去叫救护车。然后，把童彤仔细地裹好，抱到车上，让她靠在自己怀里，一路急驶着去医院。那时候，他也像今天一样，焦急地等待在急救室门口，眼巴巴盼着童彤从那里边出来。不过，他那时仅仅是焦急，可从来没想到过“死”字。也许是年纪还轻的缘故吧？
有一年，他们从西藏回来探亲。娇弱的童彤居然在这期间怀孕了。漫长的妊娠期内，童彤竟没有再发过什么病。是母亲的责任感使她身心都变得坚强起来了，还是胎儿给母体带来了康复？也或许是两者兼有。世界上什么奇迹不能发生呢？
九月怀胎，一朝分娩。童彤在医院里给他生下一个四斤多重的儿子。儿子生下后就死了，甚至没有在这个世界上留下一声啼哭。医生摆出一副司空见惯的神情，告诉他们说，内地女同志在西藏生下的孩子，十有八九活不下来。为什么？他愤怒地问。高原，这里是高原！医生说，这里氧气不够，对大人都不够。那么，藏族女人怎么能生孩子的呢？她眼泪汪汪地望着医生。医生也望着她，脸色柔和了一些。她们，她们是藏民呀，是祖祖辈辈在高原上生活的呀。医生说话的口气像是大人哄孩子一样。
他们的孩子死了。来得突然，去得突然。就这么死了。
说也奇怪，那时，他并没有感觉到过分的痛苦。大约也是因为年纪轻，不在乎。他仍然一连几小时地趴在寺庙里阴冷潮湿的地上，对着墙上依稀可辨的壁画描呀，描呀，描到仿佛自己也成了壁画中的一个人物。
哦，那是一段多么普通、又多么奇妙，多么短暂、又多么漫长的日子。如诗如画的日子，艰难困顿又热血沸腾的日子！从拉萨到山南，到日喀则，到后藏江孜，他们那支小小的队伍走遍了大半个西藏。事隔几年，若诚想起来仍然激动不已。他觉得他可以忘记过去的一切，但是无论如何也忘不了那段奇妙的旅程。
快呀，快动手画，要是一天二十四小时都能够不吃不睡不疲倦地画，那就好了。那时候，他们成天挂在嘴上、惦在心里的，就是这句话。不快不行啊，他们延迟一天，世界上就很可能少了一幅珍贵的壁画。这不是危言耸听，事实上，十年浩劫使西藏的古老寺庙也难免催难，幸存下来的壁画在1979年又面临一种新的危险。到时候，西藏*门已经开始重视抢救古代文化遗产。然而那是一种什么样的重视啊！他们组织人工去把色彩暗淡不清的古画全部泥掉，再请匠人们一幅幅重画，工笔重彩，五颜六色；那些木刻浮雕，则涂上大红大绿，活脱脱变成儿童玩具。真是“悲惨世界”！为此，他们跑到一切有关部门去呼吁，去解释，去劝阻。没用。人微言轻，有什么办法了只有加紧临摹能找到的，能看得清楚的，都忠实地临摹下来。多少年、多少世代以后，人们提到西藏壁画，还可以从他们临摹下来的画幅中领略古代文化风采。
他们是一支杂牌军。组成这支小小队伍的有汉族人，有藏族人，有大学生，也有战士。那两个战士是他们从部队游说来的，一人带了一支枪，真枪实弹，为的是有些寺庙在深山峡谷无人之地，带上枪能防狼、防野兽。第一天出发，两支枪被他们轮换着一人背了两个小时，背上肩还唱着：“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
鸭绿江没跨，雅鲁藏布江倒是跨过去了。那天江上水涨，水面浩浩荡荡，他们心惊胆战地坐上牛皮筏子，请当地老乡送过河去。风大浪急，小小的筏子在江面上像一片树叶飘荡，真够玄的。一位上海姑娘吓得在江心里放声大哭，男同胞们则扯开嗓子狂吼：“嗨——英雄们渡过大渡河……”筏子到了江边拢不了岸，他们一个个挽着裤腿要往下冲，藏族老乡死活不肯，硬是把他们一个个背了过去。
桑鸢寺——雪山腹地古老、残破的佛庙，庙里的东西早已如大水漫过一般荡然无存。那冰冷的石板地，白天他们当画案，趴在上面，就着油灯，一笔一画描着墙上模糊不清的壁画；晚上是床铺，角落里睡着他们，当中横卧着牛羊和放牧的藏人。人畜同宿深山古寺，那情景实在是妙透了，今生今世再难碰到。不过，牛羊们有草吃，牧人们有肉吃，他们可什么也没有。烧一壶半开不开的水，啃几口似铁非铁的压缩饼干，一天三顿就这么打发过去了。
整整一年，他们就是这样生活的。壁画就像一张巨大无边的宣纸，一点一点吸进了他们的时间，他们的汗水，他们的健康。漂亮的上海姑娘不得不套上一副近视眼镜。当年某大学的篮球中锋吐血吐得面无人色。若诚得了严重的胃病，疼起来在佛庙里满地打滚。唉，那些艰苦的、漫长的、充满激情和希望的日子啊！
全部壁画如期在北京美术馆展出。虽然没有人对临摹者的尊姓大名、生平事迹、以及临摹过程发生兴趣，可是这有什么呢？他们搞出来了，有人理解了，有人赏识了，这就足够足够了。要知道，赏识这些壁画的都是些同行、权威、大师呀！
然后，就像人们常说的那样：墙里开花墙外香。画展结束回到拉萨，若诚在他原来的工作单位莫名其妙地受到冷遇。以前待他若兄长的同事们，现在对他如路人。最喜爱他的一位文化局长，有一次见了他客气得令他想哭。人们不再分给他任何工作，大事、小事，全不让他沾边，仿佛他从来就不是这里的一名成员似的。渐渐地，流言蜚语出来了，说他是“野心家”，到西藏来仅仅为实现其野心；说他搞壁画是“沽名钓誉”；说他不择手段把其他同事压下去，把自己树起来。是啊，西藏这么多美术工作者，进藏这么多年都没有人想到那些壁画，他才来了两年，就什么都搞到手了，他把老同行们的自尊心往哪儿搁？
他和童彤萌生了回家乡的念头。费尽周折，伤透脑筋，总算是如愿以偿。他不是以一个胜利者的面目出现在家乡人面前的，他是一败涂地、落荒而逃、丢盔弃甲，甚至丢掉了刚出世的儿子。火车进入家乡城市的站台缓缓停下的那一刻，他真想抱住什么人痛哭一场。天哪！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呀？人们既然诚心诚意欢迎他进藏，又为什么兴高采烈欢送他出藏？是他疯了，还是别人疯了？
就是从那时候起，他决定了以后的日子要好好过下去。在西藏时为工作废寝忘食，不顾一切，他欠自己、欠童彤的债都太多了。他还想过，他学的是美术，再具体点儿是油画专业，可是他这辈子没画出一张能够走向世界的画。等有了孩子，无论如何，他要把他（她）培养成中国的毕加索。还有童彤，他想为她买一架钢琴，搞音乐的人不能没有钢琴。在西藏工作几年，他们多少有了点积蓄，这钱他要花在童彤和将来的孩子身上。
他什么都想到过了，就是没想到童彤会得癌症，会送进这间手术室，等着被人在肋间挖去一大块肉，而且后果……他不敢想了！真的，他研究了这么多年宗教艺术，如果耶稣、菩萨和真主有灵，他们为什么不来帮帮他？
手术室的门终于大敞开来，两个护士推着童彤的病床从门内走出。他奔过去，只看到露在白被单外面的一张蜡黄的小脸。那身子、手脚、脸上的一切，都纹丝不动，仿佛死了一般。他惊慌地抬起头，看到主治医生神情疲惫地站在门里，伸着一双血淋淋的手，等别人帮他从后面解开手术衣。医生咧嘴对他笑了笑，说：“手术很顺利，她很快会醒过来的。”他愣了一刻，还想问一句什么，却终于没想起来，也对医生咧了咧嘴，扭头叭嗒叭嗒追赶童彤的病床去了。
接下来是至关重要的手术后护理工作。若诚向学院里请了假，在医院里陪床。当然，有关伤口的事情都是护士和护理员来做的，他不过是陪在旁边，看着输液管的流速，给童彤喂水喂饭，照料大小便，给她揉一揉躺得发麻的身子。冬天，伤口感染的可能性要小许多，他也就少担一份心事。
一天童彤问他：“离考试还有几天？”
他摇摇头：“你别问这些。”
“告诉我。”童彤说。
他望着她固执的眼神，停了一下，说：“半个月。”
“好。”童彤用微弱的声音说：“我这儿不需要你陪床了，你回去准备，要去考，一定要考，若诚！”
他望着她，忽然心里想哭。“你放心，”他说，“我早就准备好了，你知道的。”
“再温习一遍吧。”
“用不着。再说……不说了。”
童彤躺着，眼睛一眨不眨地望着他，一大滴眼泪从眼角□地滚下来，落在枕头上。“若诚，在这个时候，我耽误了你……”
他堵住她的嘴：“干吗？考研究生重要，还是你重要？真傻！”
护士第一次来给童彤擦洗伤口的时候，他站在一旁看着。他看见童彤肋间深深凹下去一块，刀口缝得密密麻麻，像一只只黑蚂蚁爬在那儿。刀口周围的皮肉全都被揪了起来，紧紧地绷住。护士的药棉刚碰到刀口，她浑身立刻像触电一般抖了一下，接着，胳膊上的肌肉便一跳一跳抽个不停。他不忍心再看，悄悄地站到门外去了。夜里，童彤总是疼得无法安睡，眼泪汪汪地哀求他多给她一片止疼药。明知止疼药吃多了不好，明知医生护士严格限制这种药片的剂量，他还是悄悄到外面买了，连同开水一起送进她嘴里。在这些事情上他心肠软得像个女人。
有一次，病房里没有别人的时候，童彤突然放声大哭，瘦小的身躯在被单下一抽一抽，眼泪鼻涕糊得满脸都是。他慌了，手足无措地问她是哪儿不舒服。
“儿子！”她泪眼模糊地望着他：“我们不会再有儿子了，生过这种病的人，就是能活，也不能再生孩子，这我全知道。我们不会再有儿子了，若诚！”
他在床边坐下来，俯身握住她一只瘦骨伶仃的手：“你听着，童彤，有没有儿子，我不在乎，真的不在乎。对我来说，一万个儿子也没有一个你重要。就是这句话，你知道了吗？”
“当初要是没有我，你早就会走另外一条路了，你会成为一个好画家的。”
“要是没有你，也许我还在那个小县城里，在黑板上教那几笔美术字。”
“你不会受那么多苦，还受那么多气。”
“我喜欢！童彤，我会为我曾经去过西藏骄傲一辈子。还有那些壁画，没有你，我怎么可能那么靠近、那么仔细地看到壁画的美呢？什么都别说了，童彤，有了你才有我，我们两人是一个完整的世界。”
童彤用那一双分得很开的、形状像黑蝌蚪样的眼睛久久地凝视他，然后轻轻地说：“谢谢你，若诚。”
在这天下午，一个护士走到童彤床前，问若诚说：“您是姓成吗？”
“有事？”若诚浑身紧张起来，脸上有些变色。
护士笑了笑：“有个人来找你，说是从上海来的。”
“是吗？”若诚疑惑地望了童彤一眼，跟护士走出病房。
在住院部楼下的过道里，有个人在等他。这人不过三十来岁，穿一件笔挺的呢大衣，头发似乎烫过，略显波纹，又恰到好处，使整个人显得特别器宇轩昂。
“林纪伟。”他伸出一只手，愉快地对若诚说。
一时间若诚有些发愣，似乎怎么也不能反应过来。他没想到林纪伟会这么年轻，这么帅气。一个刊物编辑，又是搞历史的，他想像中无论如何要老成一些。
“没想到你会来。”
“而且找到这儿来。”
“是。”他承认说。他们都笑了。
“夫人情况还好？”
“还好。刀口已经拆线了，恢复得不错。”他往四下里望了望。“我们似乎应该——找个说话的地方吧？走，到前面候诊室去，那儿有椅子。”
他带了林纪伟从住院部往医院前面走。两人一般年纪，也一般高矮，只是相比之下他显得非常疲惫，仿佛刚刚经过长途跋涉归来的旅人。
已经快到下班时间了，候诊室里冷冷清清。一个清洁工在扫地，从这头扫到那头，并且挨个儿用扫帚尖剔除长椅下的脏物。他们在一张长椅上坐下来。
“我这次出差，是特意拐到这儿的。”林纪伟从黑色公文包里抽出一只纸口袋，“是你那篇文章的清样。我想还是交给你自己保存，算是留个纪念吧。”
他接过口袋，用手指在牛皮纸面上“嘣”地弹了一下。“像这样的东西，我家里已经有三四份了。”
“都是打好清样又未能发表？”
“差不多吧。”他嘴里动了动，“不知道年轻的诗人和小说家们是不是也同样如此？”
“据我所知，诗人和小说家倒是年轻人活跃，至少比老前辈们活跃。文坛和学术界的空气不一样。”
“是吗？”他垂下头去。
有几分钟时间，他们互相沉默着。然后，林纪伟目光炯炯地说：“有一天，等我当了主编的时候，我再来找你，把这份清样拿回去。”
等他当上主编，时间也许又要过去十年二十年了，就算他还记得这个诺言，这篇稿子是否仍然有存在价值呢？若诚在心里想。尽管如此，他还是感激林纪伟的仗义执言。这个外表帅气的小伙子做事也同样帅气。（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