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我心血来潮，要想为他介绍女朋友。那天他穿着一件咖啡色灯芯绒茄克衫，又短又小，局局促促地像个孩子。他憨憨地笑着，告诉我说，他早就有了。我问他是不是戏剧学院的同学？他摇头说不是。
“上大学以前就有了，你不认识她，你弟弟认识的。”
“桦也认识吗？怎么没听他说过？”
“说这干吗呀？你以前不是连我都不认识吗？”
我一想这话说得不错，以前我一直在农村插队，自己的事还愁不过来，哪有什么闲心去打听别人。我问他女孩子现在在哪儿？叫什么？他说叫卉，花卉的卉，也考进了大学，跟我弟弟桦在一个学校。我高兴起来。这真是越说越近了，闹半天世界也小得很嘛！
“你能不能帮我个忙呢？”他忽然就做出一副鬼鬼祟祟的神色，两只手在衣服下摆和裤腿处搓来搓去。然后他开始忿忿地谴责那个师范学院的班主任，说她像个巫婆，像是修道院里出来的人，专门注意学生的信件，生怕外面的人把她的字生勾引坏了。她已经察觉到卉的信件太多，苦口婆心做卉的思想工作，制止她在大学期间谈恋爱。卉给小应写了封信来，规定通信次数是一个月一次。卉怕她，怕那个古板的班主任。
“一个月一封！天哪，我给桦写信，一个月怕还不止一封呢。”他撇着嘴角，苦笑着说。
“那么你要我怎么办？”我说。他凑近我，用那种低得不能再低的声音说，他请求我给桦写封信，让桦做他的中转站，他把给卉的信寄到桦那儿。
“桦也许不肯。这事总是有点不大好，弄不好闹出点什么误会来，不是糟糕吗？”他眼巴巴地望着我，嘴里说不好，神情里却是明明白白要我帮这个忙。
我可怜他这份痴情，就答应下来。很久以后桦告诉我，小应寄过去的信是三天一封，准确无误。卉不好意思去取，总是桦去送给她。去得多了，女班主任以为桦居心不良，有一回在女生宿舍的楼道里堵住他，当了许多女生的面严肃教育了他一通。亏得桦急中生智，说是卉的亲戚，班主任才疑疑惑惑放走了他。桦真是冤枉死了。其实桦这个人老实得要命，若真是跟卉有什么意思，他倒真不会胆大包天一趟一趟敲她宿舍的门的。桦后来是大学毕业之后才谈的恋爱。
那年秋天大学里兴跳交谊舞，很快便成了热门活动。先是逢有节日在大饭厅里跳，录音机对着高音喇叭，门外密密层层站着治保人员。后来是逢周末跳。再后来不逢什么也跳，借上一间教室，拎来一架录音机，桌子板凳归置归置，便陶陶然美如神仙。北大的舞会还算规矩，听说电影学院、戏剧学院什么的就开放多了，跳着跳着会有人伸手去拉电闸，一片黑暗之中只听到女同学的叫声和笑声，浪漫得一塌糊涂。我问小应这些传闻是不是真的，他就嘻嘻地笑，说：“谁知道呀。”他真的是不知道。他没学会跳舞。我们好几个老乡都没学会这玩意儿。别的人也就算了，小应不会跳，实在枉为学戏剧的大学生。
出乎我意外的事情是，那年春节所有在外面读书的大学生都回了家乡，小应却充当起最热心的舞会组织者来。他凭着在文化馆工作过的老关系，借来一间小排练场，挂上红红绿绿的纸，窗户用白纸糊得严严实实，算是舞厅。那天从上午起小应就在一些人家之间奔波不停，以他特有的热情向回乡大学生们发出邀请，说是开联欢会。晚上我弟弟桦要去，我说我就免了，你代表吧。桦不肯。“你还不明白？”桦神秘地对我说：“小应这是特地为卉组织的舞会，你得去捧场，不然小应会失望的。”
那晚天很冷，又刮着很响的西北风。我在棉袄外面套上一件大衣，就这样还冻得够呛。到了那间小排练场一看，人已经来得不少，有二三十个。灯光照得屋里热腾腾的。屋角有一架十分庞大的录音机，各式键钮，五花八门，一看就知道是国外带进来的高档玩意儿。桦悄悄说这是全城最好的一架录音机，这家人有亲戚在日本。我看见小应笑嘻嘻地在翻看一堆磁带，旁边有个女孩伏在他肩上，我想这就是卉了。原来在想像中，小应所钟爱的卉该是个如花似玉的小美人儿，谁知一见之下大失所望，那女孩子娇娇小小，白白的皮肤，细鼻子细眼睛，头发又细又黄，顶到天也只能算是“说得过去”。
小应见我进来，连忙拖着卉来介绍，“这是桦的姐姐。”他对卉说。卉甜甜地笑了一下，眼皮一闪。就在这一瞬间里，我发现她是个成熟的、极有城府的女孩。她比小应年轻，但是并不比他幼稚。也许这就是发生在小应身上的悲剧的原因吧。
过了一会儿，有人去摆弄那架录音机，屋里便惊天动地翻滚出《送你一束玫瑰花》的乐曲。小应站起来，走到屋子中间拍拍手，大声宣布舞会开始。灯光照在小应平平的头顶上，热腾腾地仿佛烤着一堆湿布，这么冷的天他居然还冒汗！他用劲挥舞着胳膊，大声地说了几句充满热情和感情的话，然后又顺手拉了两个人上去，竭力不想让舞会开头出现冷场。好在在座的大都相熟，也就不那么忸怩，一对一对痛痛快快上去了。
外省的事情干什么都比北京慢了一拍，跳舞也是这样。我发现这些大学生里真没几个跳出水平的。我弟弟桦长得高高大大，一表人材，跳起舞来却像只笨拙的大鸟，忽扇忽扇扑到东扑到西，叫我止不住想笑。大部分人根本没有节奏感，仅仅是机械地完成几个动作，不听话的木偶似的，好不别扭。小应压根儿就不上场，他搬个板凳坐在旁边看卉跟别人跳，自己便笑嘻嘻的，嘴巴半张半闭，好像是陶醉得不得了。偶尔卉歇下来，他就蹦过去怂恿她：“跳啊，跳啊，跳痛快了呀！”唉，不跳的人倒比跳的人更快乐，你就想想小应这片苦心！
跳了几支曲子，我开始微微出汗，看见旁边有张空着的凳子，就一屁股坐下。小应看见了，赶紧抓了一把瓜子过来，俯身在我旁边。
“嗨，你看她怎么样？”他用眼角瞥着卉。
“你指的哪方面？”我故意逗他。
他微微有点忸怩，笑着，露出两个讨人喜欢的酒窝。“她跳得不错吧？”
“不错。”我说。
“她很喜欢跳舞呢。”
“唔。”
“她有一次来信，整整一页纸都写的是跳舞。”
我憋不住笑出声来，忽然想到，卉如果用整整一页纸描写一个摘月亮的梦，小应又该怎么办？
接下来发生了一件不好的事，一件很不好的事。
像所有那些大学中文系的学生一样，卉那时也在断断续续做着当作家的梦。她喜欢写一些诗，因此便梦想着将来能当诗人。她常常模仿冰心的《繁星》，写一首首清新素雅的小诗，这些诗有时发表在系里的黑板报上，偶尔也曾上了校报的版面。她给很多家杂志投过稿，其命运都是石沉大海。她很悲哀！为什么冰心当年能一鸣惊人，却无人来赏识她的才气？
那年冬天，她们系里侥幸请到了一位途经此地的诗人来讲一课。那位诗人其时正进入不惑之年，在全国诗坛上却如一颗灿烂无比的星座，光彩熠熠，耀人眼目。他的一首慷慨悲壮的长诗《地狱之门》在人民之中的反响不亚于*爆炸。他走到哪儿便会引起欢呼。他的名字出现在哪本刊物上，便是这家刊物莫大的荣耀。如今这样一个蜚声文坛的人物忽然被普普通通的师院中文系请到，岂不是系里一件大事！于是学生们喜形于色，奔走相告，竞相要一睹著名诗人的风采。
诗人果然名不虚传。冬末春初，滴水成冰的寒冷天气，诗人只在毛衣外面套一件时新的麂皮茄克衫，头发像孩子般软软地披散在额前，浓眉下一双眼睛无比锐利，偶尔注意到谁，谁就有一种被尖刀刺穿心脏的感觉。他在台上大讲诗歌和人民的关系，诗歌和国家命运、人类前途的关系，把它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诗人的声音热情洋溢，生气勃勃，有一种难以言说的魅力，刹那间感染了在座的每一个人。讲到冲动之处，他甚至即兴朗诵自己的诗歌，如火的激情在礼堂里嗤嗤燃烧，仿佛诗人自己变成了一只热力巨大的火炉，烤得人们坐立不安，兴奋不已。卉从进了大学以后听到过无数次讲演，从来没有像此刻这般过瘾，这般痛快，这般着迷。她觉得自己正在步入一段奇异的历程，将要面对的是一个崭新的情感的世界。她摇摇晃晃，晕晕乎乎，如同一个初次喝酒而又喝得微醉的小姑娘，一边体验着流遍全身的神奇的快感，一边不由自主地傻笑，喃喃地说些连自己都听不明白的话。
当天晚上她跟着几个狂热崇拜诗人的女同学，怯怯地敲响了宾馆里诗人的房门。她们受到了出乎意外的热情接待。诗人给她们吃巧克力和葡萄干，大声地说笑，在房间的地毯上走来走去，使卉想起了那头关在动物园铁笼子里的来回直转的狼。她拚命咬住嘴唇，不让自己笑出声来，有这样的联想真是罪过，她觉得自己变得有点莫名其妙。后来诗人又邀请她们到宾馆的咖啡厅去坐坐。卉埋头啜着那杯滚烫的、喷香的饮料，心神不定地听一个年老的穿黑衣服的乐师在钢琴上演奏《船歌》，不知不觉中双颊粉红，娇艳动人。告别的时候诗人愉快地跟她们一一握手，说着一些风趣幽默又不失身份的话。当他把卉那只柔软潮湿的小手握在手里的时候，他超出常规地用劲捏了一捏，同时不动声色地盯住卉的眼睛，轻声说：“欢迎你再来。”
第二天吃晚饭的时候卉犹豫很久，终于按捺不住地又去了。她带去了自己平常写下来的一本诗稿，希望著名诗人能为她推荐其中几首给一些刊物。这样做未免会让人瞧不大起，未免有点低三下四的贱态，但是一个普通大学生要想发表自己的习作是多么艰难！而年轻人迫切想要崭露头角的心情又是多么迫切！理解了这一点，卉的举动就无可指摘了。
那个晚上房间里只有诗人和卉相对而坐。诗人拿着她的诗稿，随意地翻翻，又随意地扔在旁边。他答应给她推荐给刊物。卉心情紧张地绞着双手，不知接下来该说些什么。诗人忽然笑了，说：“来，算算命吧，我们来玩一回算命的游戏吧。”诗人说着就一把抓住卉的右手。诗人的脸朝卉靠得很近，一只粗粗的食指在她手心里划来划去，划出生命线爱情线事业线等等。卉的心情轻松下来，开始絮絮地说一些鸡零狗碎不着边际的话。冷不防地，诗人忽然探身在她面颊上吻了一下，动作又坚决又干脆又短促。卉吃了一惊，慌张地捂住脸，脸上热辣辣地发烫，眼睛里就委屈地流出泪来。诗人不在意地笑了笑，伸个懒腰说：“不喜欢？不喜欢就算了。”一霎时他又变得烦躁起来，目光在房间里搜来搜去，再一次拿起卉的诗稿来翻翻，又放下，眉心也打了结。卉站起来，用带着哭腔的声调说她要回学校了。她低着头，逃跑一样地离开了宾馆。
过了几天卉接到诗人从附近一个城市打来的长途电话。他在电话里告诉她说，他要带她去面见一家刊物的诗歌编辑，叫她即刻坐火车到那城市去。卉受不了这般诱惑，就去了。去了会有怎样的结果，她其实心里是有数的。卉不是不懂事的小女孩子，做那种事情自然说不上是被逼迫或者被欺瞒。诗人充其量不过是引诱了她，启发了她，或者说是唤起了她的什么什么。愉悦是双方的。
世界上的事就有这般奇巧——不，或者别这么说吧，是因为男女双方的生命力都那样旺盛——仅仅只有一次，卉的灾难临头了。到了这个时候，卉无法再向小应隐瞒，她给他写了一封短如电报的信，只说她遇到危难，盼小应立刻回去。小应接到信后急得要想跳墙，连夜到火车站排队买票，上了火车。卉见了他异常冷静，冷静得如同肚里怀的是小应的孩子。她慢慢地、详尽地向他描述和诗人之间发生的一切，直把小应听得面红心跳。他愤怒，他气恼，他觉得卉的叙述简直就像在又一次重温旧梦，带着那样显而易见的满足和不在乎。他有几次真想抓起桌上的茶杯去砸她。可是他下不了手。而且，不管怎么说卉是个孕妇，你怎么可以对一个怀孕的女人施暴？（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