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当年在北京读书的一帮子小老乡中，应天明比我要低一届，他是1978年夏天考进中央戏剧学院的。现在想起来，我们那时候都未免过于风发昂扬，也过于自以为是，总有点“天下大任舍我其谁”的味道，激情多于思考，浪漫多于现实，稍不留神又会陷于现代派和传统派的夹档之中，左右不能逢源，弄得焦头烂额，苦恼重重。与如今这些更加年轻更加潇洒的大学生比起来，反显得我们要幼稚和迂腐得多。总之，那时候我们实在是属于责任心太重的一群人，遇事便总不能想得很开，总是为自己设置陷坑而后又钻进去挣扎。我们活得似乎有点太累。
1979年，我在校团委*和系学生会当干部，负责一些文艺演出啦、电影啦、黑板报啦、讲座啦之类的事情。那时候我精力充沛，乐于为公众服务，乐于出头露面显示自己的办事才能。我甚至会为了公平合理地分发一把电影票子，在男女宿舍楼里跑上跑下，跑出一身大汗而觉得无比快乐。如今我可是再没有那样的热情了，反觉得出头露面会使我痛苦，倒是龟缩在家里读点什么写点什么才安逸。那一年跑腿办事的结果，是在期末被评上了一个“优秀学生干部”的光荣称号。那本红塑料皮儿的荣誉证书，至今还躺在我书桌的某个抽屉里。
物质的奖励也有。那一年暑假，全北京市高校组织了一个“大学生暑期夏令营”，规定只有三好学生和优秀干部可以参加。夏令营的营址是北戴河。这是个令人神往的海滨避暑胜地，只是那时候远不如现在这么时髦、拥挤、热闹。
凌晨四点钟，有人在窗下大声喊我的名字。睡眼惺忪跑出楼门的时候，看到一天的繁星闪亮，只东边有些微的白色，仿佛那边的树丛楼屋下面躺了颗巨大的夜明珠，它的柔和的光亮映白了天空。晨风很凉，出了楼门我很快变得清醒过来，小跑着奔向饭厅集合，背上的水壶茶缸之类丁令当郎直响。很快我们大家都挤进两辆校车里，赶到城郊的某所学院。从那里将有预先订好的庞大车队把所有营员送往北戴河。
到底那是个什么学院，我已经无论如何记不起来了。记得起来的是在等候发车的当儿，学院办公楼的里里外外都挤满了各校学生。似乎还发了早点，面包抑或是花卷，由各校领队去领，一筐一筐抬了到队伍里来。天已经有些亮了，楼前的一排白杨树在曙色中异常清秀娇美，树叶摇晃着发出令人喜欢的簌簌的声音。操场上开始有用功的学生兜着圈儿走来走去，一边大声地、旁若无人地念出一些外语短句和单词。这情景给我的印象是这个学校怎么这么小，学生居然站在操场上念外语！
后来我把行李交给别人看管，独自一人在楼前楼后晃荡。到处都站着一群一群的学生，男的大都是灰的确凉裤子，白尼龙丝衬衫，咖啡色塑料凉鞋，朴素得近乎寒酸。女孩子们穿裙子的也不算太多，仅有的几条均色彩暗淡，半新不旧。那时候在大学里，讲究穿戴是一件令人可耻的事情，人们以不事修饰为荣，以不拘小节为荣。我就在这样一群灰暗的人圈里穿行，随意打量着他们身上佩戴的校徽，清华大学、医学院、外语学院、钢铁学院、音乐学院、电影学院……我在电影学院的圈子外面停了片刻，好奇地琢磨这些未来导演和演员身上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他们中也有人斜过眼睛，盯住我胸前“北京大学”的校徽。我矜持地笑笑，扭头走了。我进了办公楼，无所事事地一个门一个门探头去看。每个门里都坐的有人，是戴红校徽的领队们，他们也正在三五成群地闲扯。我顺着楼道一直走进尽头的会议室。那是一间宽大无比的房间，铺有红色地毯，白色尼龙的落地窗帘在晨风中飘飘拂拂，满房间飞舞，几乎有一种梦幻的、虚无的意味。窗帘下面挤了一群学生，不知谁说了一句什么有趣的话，突然地爆发出一阵哄笑。那白色透明的窗帘就在他们头顶和身边飘拂缠绕，使我觉得仿佛是电影里才有的一幅画面。
就在这时候，他们当中的一个人忽然从窗台上跳下来，大声喊着我的名字，三步两步蹦到门口。其余人都一齐回过头，惊讶地朝我打量，似乎有点恼恨我破坏了他们的兴致。那个热情洋溢朝我奔来的学生矮墩墩的个儿，皮肤黝黑，一双眼睛机警而且灵活，上嘴唇很薄，下嘴唇稍微有点厚，笑起来甚至有两个浅浅的酒窝，显得又憨厚又狡猾。整张面孔给人的感觉是生气勃勃，大大咧咧，热情爽快。“啊，你看，到北京都一年了，这才有机会见到你。”他笑嘻嘻地说，伸出胳膊想来跟我握手，又终于没握，转而举到头顶摸了摸剪得短而直的头发。
我并不认识他。但是他的一口说得极快的家乡话和他胸前的“中央戏剧学院”的校徽使我判断出他就是应天明。我们家乡考到北京来读书的人就这么几个，谁在哪个学校彼此都知道的，只不过北京太大，新来乍到又摸不着地方，平常彼此极少联系。
“你不认识我了吗？”他见我反应不够热烈，又说：“我跟你弟弟是一个单位的，我们是好朋友呢。”
我到底想起来了，我们应该是见过一面的。那时候他和我弟弟桦都在文化馆当临时工，他们曾经排演过一出很不错的歌剧，我去看过一回。那天他拉着一只手风琴给桦吊嗓子，也是这样笑嘻嘻的，一副快快活活知天知命的模样。
“都到北京一年了才见到这一次面，真是有点不像话呢。老乡总共就这么几个，心里时常惦念着。什么时候聚一聚才好。”他说。
接下来他就靠在门边跟我讲话。无非是讲他所知道的一些熟人，又问了我北大几个老乡的情况。我断定他是属于那种“见面熟”的性格的人，无论你笑容满面还是冷若冰霜，他都会以他自身的热情包容你，感化你，让你不能不把他引为挚友。在我们边说话边等车的当儿，他的那几位风度不凡的同学仍旧挤在飘拂的窗帘下面说笑，作出种种夸张的表情和手势，向四面八方辐射出热力和激情。我想，到底是学戏剧的人。
那次我们在北戴河玩得很快活。白天游泳，晚上大家成群结队沿着白色的沙滩散步。我们班上有个业余诗人，总是忍不住要想对着夜幕中的大海吼几句诗出来，无论我们怎么揶揄他取笑他，他乐此不疲，自得其乐。有一次在月光下看见一条鱼儿蹦出海面，银光灿灿的，我惊呼起来，以为是安徒生笔下的美人鱼，于是也遭到别人的揶揄。还有一天晚点名的时候，发现建工学院一名学生游出海去没有回来，那一次实实在在把大家吓了一场。远海有鲨鱼，时间又已经是黄昏以后，海面一片朦胧，上哪儿去寻找他？建工学院领队的团委书记吓得面无人色。人们四处奔走，找派出所，找渔船，又打电话到附近靠近海面的单位，请求他们派人援救。其余学生就无比沉重地坐在沙滩上，不说不笑，眼巴巴望着夜色一点一点把远山和近海涂得一片墨黑。后来我们垂头丧气地走回宿营地，一个个仿佛刚刚参加了葬礼归来。再后来我们走进餐厅，刹那间目瞪口呆：那个失踪的学生独自坐在空无一人的餐桌上，把面前的四菜一汤吃得杯盘狼藉。
小应在戏剧学院的学生中不算最最活跃，但也绝不古板。他是学戏剧理论的，然而我总觉得他若是当个喜剧演员也绝不逊色。他似乎时时刻刻受一种激情的支配，迸发着星星点点的火花，不知不觉中会把人裹缠进去。他属于那种相貌一般然而颇具魅力的人，当然这魅力要有待你跟他接触之后才会发现。他脸上永远堆满了像是憨厚又像是狡猾的笑容。当他一本正经对你说话时，他说着说着就会眉飞色舞，屁股下面扭动不停，按捺不住他自己的兴奋。每次看到他这副模样我就忍不住要笑。
我发现了他的同学中有一个崇拜他的异性。那女孩长得什么模样我说不上来，我的笔力大概远不够形容她脸上不同寻常的奥秘。我只是奇怪她怎么忽而光彩照人忽而又丑陋疲惫，使我无论如何不能对她有一种完整和统一的印象。我只好感叹每个人对于别人来说都是一本读不懂的书。几年以后我到了南京，有个朋友对我说起她曾经熟悉的一个外国女留学生，她说那女孩每天从起床到晚上八点钟之前这段漫长的时间都显得蓬头垢面，丑陋不堪；但是一过八点钟她就如同换了一副面具，双颊娇艳如同玫瑰，脖子和肩胛上的皮肤珍珠一般光滑柔亮。那时候她就在楼道里走来走去，总有一个外国小伙子会被她吸引，抑制不住地要想跟她同床共寝。天天如此，绝不落空。这女孩在中国留学的两年之中，几乎没有一个夜晚是在宿舍里独自度过的。听了这个故事我忽然想到在北戴河看到的小应的那位同学，我明白了她为什么有时会出乎意外地光彩照人，那是*勃发、激情澎湃的面孔。那样的面孔会把男人的骨骼融化成水。
我不知道小应注意到这张变化多端的面孔没有。如果没有，那倒委实有点遗憾。但是话又说回来，小应怎么可能注意不到呢？男人对女人，总比女人对女人要敏锐许多，小应他无非装糊涂罢了。
倒是我自己，在北戴河的那几天里有过一次陷入情网的经历。那也只是我的一厢情愿，是单相思。我喜欢上了一个音乐学院的男孩。那男孩又活泼又腼腆，带着一种说不出来的贵族气质，令我沉醉。然而我那时又怯懦又矜持，还不知不觉染上了北大学生的自以为是，怎么也不愿对人家主动表示，于是短暂的恋情便随着车到北京悄悄结束。那男孩如今已经是颇有名气的年轻作曲家了，每次在报纸上看到他的名字，我就会想起快乐的大学时光。
回到北京以后，小应便时常到北大来玩。我们系里还有一个老乡，也是小应的朋友，小应来了总在他那儿吃饭喝水什么的。过去有句老话：“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那说的是过去的事了。如今老乡见面，叽叽咕咕放肆地说一通家乡话，笑笑闹闹，吃点儿喝点儿，开心得要命。我挺愿意小应来玩。他这个人，我说他是“见面熟”真是一点也不冤枉，来了几趟就跟我们全班男生混得烂熟，互相称兄道弟起来。偶尔他也到我宿舍里去，当然那都是在星期天，宿舍里只有很少人的时候。他坐在靠窗口的板凳上，背靠着暖气管道，眉飞色舞对我们讲他学校里的趣闻轶事。他说戏剧学院的女生像公主，北大的女生像皇后。我问他这话怎么解？他笑嘻嘻地回答：公主活泼娇媚轻佻，皇后高贵华美庄重。这话说得我们心里都挺得意，仔细想想还真是那么回事。他说着说着就要犯老毛病，屁股下面撒了钉子一样，扭来扭去坐立不安。我憋住笑等待他的进一步行动，果然他一耸身子就坐到桌上去了。桌子就摆在窗口，窗户大开着，我不免担心他要是再动来动去，一不小心掉到楼下怎么办？还好，他坐上桌子就安静下来，继续笑嘻嘻地对我们说这说那。阳光透过窗前的核桃树照在他身上，绿影斑驳，他的急促而且带了很浓家乡口音的话语在阳光中颤动，一会儿支离破碎，一会儿又晶莹璀灿，产生了一种奇奇怪怪的令人目眩神迷的效果。（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