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在一个十岁男孩的指引下，找到了土建组长老季的家。这是一幢老式的石库门房子，进门以后有一个小小的、角落里长了青苔的天井，幽暗而又狭小的楼梯曲曲折折，踩上去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每一道转弯口记者总要不慎碰到点儿什么，有一次居然踏倒了一个痰盂，幸亏那是空的，昏暗中一个老太太的眼睛像猫似的瞪了他一下。
老季的屋子没有关门，只在当腰里挂了一块花布帘子。隔了布帘能看见老季高高大大的、忙碌的身影。他在倒水给床上的孩子吃药。孩子也不过十二三岁，长得很瘦，因为发烧而脸蛋通红。老季爱人还没有回来。她是在一所中学当班主任的，星期天常要出去家访。
和记者说了几句话以后，老季就俯身到床边，问孩子想吃点什么。孩子想了想，回答说是想喝鱼汤。老季为难了。市面上鲫鱼要卖到三块多钱一斤，而打算用来过个稍微奢侈一点的春节的年终奖金，却因为那个集装箱码头设计方案的返工，眼睁睁看着它们从手指缝里滑掉了。
老季说，他和他妻子在这里已经整整住了十五年。先是只有一间屋，没地方烧饭，各自吃食堂。后来，有了一个三家合用的厨房，总算在生活中多了一点小家庭的乐趣。这里唯一的好处是孩子上学方便。这一个地段里总共有两所全市重点中学，孩子只要考进去，以后上大学是没问题的。他说他和妻子都已经人到中年了，这辈子不会再有什么出息，全部希望都寄托在孩子身上。孩子很聪明，就是体质太弱，常生病。小时候没能把他照料好，现在悔之晚矣。
记者喝了一口用茉莉花茶泡开的味道有些俗气的茶水后，措手不及地问了他一个问题：安哲如果在这个设计院呆下去，你以为他前途如何？
不一定。老季眯起眼睛说。无论今后科学发展到何种程度，用它来预测一个人的未来，总还是太简单了点。有两种情况：安哲从此改变初衷，不再那么固执己见、锋芒毕露；院里的同事们宽宏大量，对已经发生的不快表示谅解。记者又问：有没有另一种可能？比如说，上下一致地承认安哲行之有理？
对于这种设想，老季迟疑了很久，摇了摇头。他说，事实上，安哲的发现不同于揭露出一个营私舞弊的大贪污案，很难断定削减一百七十万元经费以后这个码头建造出来的质量问题。或许会是拣了芝麻丢了西瓜，得不偿失。在建筑行业未曾实现彻底改革之前，大部分工程的建造质量不能令人放心。记者问，既然如此，为什么终究还是按安哲的意见重做了码头设计方案？老季对此付之暧昧的一笑。怎么说呢？事情已经反映到城建局领导那儿，基本建设工程中浪费现象严重的问题目前正被引起重视，一百七十万元毕竟不是个小的数目。就拿贵报来说，对此事不是很感兴趣吗？
说到这里，记者感觉到老季那双眼睛十分暗淡无光，明显表露了那种无可奈何的神色。记者这时候心乱如麻，几乎要作放弃报道安哲事件的打算了。为了缓和情绪，他顺便问起了院里拒绝送安哲出国进修的事情。老季说他对此不十分清楚。这种事情一般都是院领导直接过问的，组长只负责提供本组人员的业务情况。从心里说，他很赏识安哲的专业水平。他预言安哲将来造诣不会太浅。只是，如果安哲这副大大咧咧的“公子哥儿”派头不改，如果他这副“不撞南墙不回头”的脾气不改，那会给他事业的发展带来麻烦。就中国目前的情况来说，老老实实的、埋头苦干的年轻人总要讨便宜得多。这次不让他到日本进修，说穿了，恐怕还是他身上叫人看不惯的东西太多，包括出身，包括穿着打扮。
至此，记者对老季这个人的印象仍然模糊不清。在安哲这件事情上，很难说老季是反对还是赞同。也许这是中年知识分子多年以来形成的“个性”吧。
然后便是老季的儿子要起床撒尿，老季躬腰替他在床下找鞋子，话题就此打断。接着，老季爱人家访回来。这是个瘦小的、态度异常严肃的女人，齐耳短发直直地垂着，右边用一根黑发夹子仔细别住。衣服也是七十年代的那种藏青的棉中西式罩衣，洗得很旧，但很干净。她只对记者淡淡一笑，便不再说话。这时候记者适时地告辞。老季要留记者吃饭，他坚决谢辞了，他觉得这里气氛有些压抑、拘束，不太适宜一个陌生人存在。（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