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三点钟，记者走上楼梯。然后，他站在楼梯口犹豫了半天，思忖该不该在这时候去打扰院长。
在此之前，他总共找过院长三次，三次都没能对上一面。一次是碰上开院委会，宽大的院长办公室里横七竖八坐满了人，满屋子烟雾腾腾，记者仅仅把脑袋往里面伸了一伸，就被呛出来了。一次正逢院长外出，说是参加接待外国一个什么专家代表团，住大饭店，要整整两天。还有一次遗憾得很，记者根本不知道院长在不在？在干什么？他只听到虚掩的门内有窃窃的说话声，就赶紧转回了头。他怕在这时候冒冒失失闯进去，会使里面的人十分不快。要知道，一般说来，领导干部们是不喜欢记者过多了解本单位内情的。
记者在院长室门口站了有十秒钟的样子，终于抬手敲了敲门。碰见碰不见，他想，这是最后一次了。下次他决不再来，他不是那一类闲得无聊的文人，喜欢到处搜奇猎怪。他来，只是为了安哲。他想知道院领导对于这件事的看法。是第一手资料，而不是那些经过层层加工虚构最后送到报社和他耳中的传闻。
他听到门内的答话声。声音尖细，有点像个性子急躁的女人。然而站起身来把手伸给他的，却是身材魁梧，面色红润，眉眼透着一股忠厚之气的中年院长。惊愕之余，记者忍不住环顾左右，希望能在这间办公室里发现有第三者存在。但是没有。
几句话谈过之后，记者就发现，这位院长貌似忠厚，骨子里却不乏精明，很懂得处事和用人之道。难怪机构改革的时候，上百名与他不相上下的中年知识分子群中，上下一致地挑选和推荐了他任其职。
记者单刀直入，询问有关审批设计方案的种种程序。他希望院长对他如实讲明一切。
那当然。院长和气地笑着，身子微微侧向记者，一双细长白皙的手搁在椅背上，手指轮流轻轻叩击椅背的侧面。凭良心说，他也没打算对记者隐瞒什么。他上任不久，自以为在这件事情上没有做错。他是属于那种既谦和又自信的知识分子。
据院长回忆，自他大学毕业分到这个设计院以后，二十多年没碰到过如此严重的返工现象。设计任务下来，分到各个设计组，组里再分工到人，各负其责。设计人员自己那里是第一关，组长是第二关，要将数据图纸汇拢审查。各组审定之后，再汇集到总工程师手里，由总工最后复审、签名，这才算手续齐全。一般说来，经过这层层审定，是不会有什么大问题出现的。偶尔有工程失败，大多是由于施工中达不到技术标准，导致隐患存在。安哲的大哥安伯，不就是吃了施工人员的亏吗？
怎么居然能把保险系数打到七倍的呢？哦哦，这完全可以理解。施工生产一向没有健全的管理制度，偷工减料现象时有发生，规定用一吨石子的，人家用了一吨泥巴，你坐在办公室里怎么能知道到底用上去的是什么？如此种种防不胜防。再比如吧，工厂管理和销售手段还不是十分令人放心的吧？你在图纸上标明要用“500”号水泥，用上去之后才发现实际强度只有“300”号，你说你能怎么办？找厂家打官司？说不定连产品是属于哪家工厂都查不出来。这样，为防万一，设计人员只能加大保险系数。投资多少是建筑单位的事，工程质量好坏却是设计人员的事，信誉关天，性命关天，宁宽勿紧。本来保险系数打到三倍也就足够了，设计人员一小心，再加个两倍。到了组长那儿，组长又加上一倍。复审时，总工程师索性再加一倍。这样，累积安全系数不就是七倍了吗？性命换来的教训哪！不是开玩笑的事。要说浪费吧，多少年就这么过来的，惯了。不是安哲这么一捅，或许谁都没觉得怎么样。中国的事情，不从根本上来个改革，光紧当中的哪一个环节，没用。（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