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暗自反复作了分析，营救成功，理论上有四点依据，第一，看守的人会因为“俘虏”负伤而放松警惕。第二，看守的人因不握有档案室钥匙而淡化责任心，只要“俘虏”不是从铁门逃脱，就不能归责于他们。第三，看守的人即便察觉室内有异常动静，跑到房后查看或向上报告，都需要一定时间。第四，求生的欲望会产生惊人的力量，那两个人只要还能动弹，绝不会放过“越狱”的机会。我主意已定，只待小心实施。
我回一趟革新组，借来铁锯，藏在棉大衣里边，下午带到宣传组。德扬大哥中午常常不回去，买个面包，两杯开水，午餐就解决了。别人还没有来，我在脱棉大衣时佯装无意让他看到我带来的铁锯。他喝着开水，漫不经心的样子问我，看过《红岩》吗？我说看过。他说，当年许云峰他们，要是有你这把家巴式儿就好了。
六十年代的国内，几乎没有人不知道、没读过《红岩》。人们深深地被许云峰、江姐、小萝卜头、双枪老太婆等英雄人物感动着激励着，熟悉他们，就像熟悉自己的亲人。德扬大哥提到许云峰，使我对救出那两个红卫兵的想法更加迫切。
小兴安岭的冬天，下午四点多天色开始发暗。徳扬大哥看看手表，伸伸懒腰，说没啥事大家可以下班了，“福来走的时候别忘记关灯锁门。”他特意这样关照我。早来晚走，是我在革新组的习惯，到宣传组也是如此。
大院里“红工总部”各办公室的人都下班走了，天黑下来，高音喇叭正播放晚间广播的开始曲。我把下午准备好的凉开水，灌满两个干净的空瓶子，这有两方面用处，一是他们渴了可以喝几口，再就是锯钢筋时浇上一点水，可以降低声响而且可以给摩擦生热的锯条降温。我把这两点写在瓶体的商标上。
把这些东西和下午买来的四个面包，都装进一个布口袋里，来到档案室的后窗户下。可是我傻眼了，上午看到半开的气窗，已经关上了。转而一想，这现象透露一个信息，说明里边的人至少有一个可以站起来，他们逃脱大有希望。
我翘起脚，试着去推气窗，竟毫不费力地推开了，原来里面没有挂上。我先把用报纸包着的面包扔进去，当把瓶子连同铁锯锯条往里送时，有一只手接住。
庆幸中正要离开，从前院忽地跑过来一个手里拎着棒子的人，高喊“站住！”吓得我心都跳到了嗓子眼儿，逃跑已经来不及了。我稍一镇定，觉得不对，这人的语声很苍老，不可能是“刺刀见红”的。走近才认出他是局大院的门卫，他说认错人了。
第二天上班，听说那两个人跑了。人们纷纷猜测，一定是里应外合。
一点也不错，好一个“里应外合”。怀疑对象自然是“红色造反团。”
我伏案看书，德扬大哥站在我背后，两只手抚着我的双肩说，好啊，多读点书有好处，收回手时又在我后背轻轻拍一下，“好好看吧。”我明白他此番举动的意思。（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