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年幼还不会干活儿，玩的时候比较多。哥哥却不能，他虽然只比我大两三岁，已经是家里不可缺少的劳动力。捡柴劈柴，收拾院子，喂猪，种地，这些活儿都少不了他，而且从来不和我攀比。只是去井沿儿抬水的时候才叫上我，他总是把木桶往他那边拉，说怕压坏我，将来该影响长个儿了。每次抬水，我们小哥俩都因为让来让去发生争执，我坚持把木桶放在扁担中间，不能让他受累太多，要是把他压坏了，也耽误他长个儿啊。可当抬起桶来往前走时，感觉越走越轻，知道是哥哥又把水桶拽过他那边去了。我个头儿矮，抬水时走在前面，方便了哥哥在后面搞“小动作”。
在一帮小朋友中，和我最要好的，是福成子和王忠和。福成子姓杨，他爸在林业局贮木场上班，他妈和我妈一样，成天在家里忙活。福成子家在我家东屋，一墙之隔。一栋草房的五户人家，相约盖成连脊的房子，这样不仅每家省了一面墙，冬天还可以相互取暖，谁家有事，着急时隔着墙喊一声，邻居就能过来帮忙。
为了联络方便，我和福成子偷偷在薄薄的草泥拉合间壁墙上穿个小洞，有事就插过一只筷子当信号。怕被大人发现，我俩规定对话最多不超过两句，然后赶紧吐两口吐沫用报纸粘上。这个秘密通道，一直用到福成子夭折。
那年福成子八岁，他妈说他得了大头病。我去看他，见他脑袋又大又紫，还闪着亮光。他不能和我说话，只是和我拉拉手指，又指指间壁墙，我明白他的意思。
当晚我插过筷子，他没有回应。半夜被他妈的哀嚎声惊醒，才知道福成子再也不能找我玩了。我好几天不想出屋，含着泪靠在间壁墙上，忍不住把筷子插过去，心里数十个数儿，然后抽回来，过一会再插过去。我知道这个通道永远用不上了，到水塘边抠一块黄泥把窟窿堵上。
大人们说，要是能买到盘尼西林，福成子就有救了。福成子的死，使我懂得人的生命说不定啥时候就会消失。时过一年，我的小哥们儿王忠和也离开了这个世界。
王忠和的家住在大营框子里，离我家不到半里地。听说大营框子是当年小鬼子的军营，我见到的只是一大片高地，四周垒着土埂。王忠和的父亲原先因为穷一直打光棍，解放后才娶妻生子有了他这根独苗，对他特别溺爱。王忠和小名叫“栓带”，爹妈的意思是希望能把他拴住，还能带来弟弟妹妹。可不但一个没带来，后来连他自己也没栓住。“栓带”和“酸菜”语音相近，我们常叫他“酸菜”，他一点也不生气，总是笑嘻嘻地答应。他家以种地卖菜为生，他高大瘦削的父亲因为常年面朝黑土，总是习惯弓着腰，每次卖完菜，都给他一点零花钱。栓带兜里有钱揣不住，叫上我和他一起去买好吃的，糖块、蜜枣、瓜子、爆米花之类的小东西，买来总是和我对半分。当他拿不准主意买什么东西时，我就劝他去租小人书看，一本二分钱。我从中半拉磕叽认识不少字，也常照着小人书上的人物画着玩。看小人书对我是最初的启蒙教育，激发了我强烈的求知欲望，哥哥姐姐做完作业，我借过他们的课本越看越入迷。
我们常常溜进森铁俱乐部看电影，有时被揪着耳朵拖出来，揉揉发痛的耳朵，趁守门的忙着收票，又钻进去，先藏在长椅底下，觉得安全了，再爬出来。只要是“战斗片”，认可被揪挨踢，也一定要看。我方队伍的冲锋号吹响时，我心里又紧张又激动，真想跳上银幕，参加战斗，打垮敌人。我们最喜欢的游戏，就是和敌人战斗。
大营框子是日本鬼子的工事，必须无数次地“摧毁”，这游戏成了我们“好汉争霸”后的首选。一次“战斗”快结束时，弄伤了栓带。他当顽固抵抗的小鬼子，被推下土埂，脸划破了，膝盖也磕出了血，忍不住哭出声。他老爹在附近地里干活，听出了他宝贝儿子的哭声，急忙跑过来。知道他儿子是因为不肯“投降”，他老爹瞪起眼睛：“小鬼子碰到八路军，哪有不投降的？傻儿子，你当侵略者，还能不挨打？”
小伙伴们本来都有点怕他爹，听他这么说，才欢呼又一次攻下了鬼子的“碉堡。”那时我们最痛恨的头号敌人，就是侵略我们中国的日本鬼子。
有一天，攻占鬼子兵营的“战斗”刚刚“打响”，当八路军小号手的栓带说肚子痛，我赶紧把他扶到“后方”。我天天去看他，他病得越来越重，他父亲背上他，去绥化大医院治疗。大约半个多月，他父亲自己空手回来了，我着急问栓带咋样，他父亲深深叹口气说，治不了了，扔了。我明白他父亲说的意思，痛苦了好多天。栓带的死，也是因为没有盘尼西林，听说那是外国药。
现在想想，在那难求温饱的艰难岁月，我的父母把十一个孩子拉扯大，简直是个奇迹。人们提起我家孩子多，都感慨的不得了，说我父母怕是把心都操碎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