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轰轰烈烈过一段时期的艺术团，从此就这样一蹶不振。天生喜聚不喜散、喜闹不喜静的小应，不免感到心灰意懒，万般无聊。开学以后小应和小纪又招收了一批新团员，不知道是因为感情生疏的原因还是别的，总觉得看不顺眼，艺术素质大不如前。新上任的抓学生工作的副校长没有任何艺术细胞，从来没有找小应询问过艺术团的工作，小应想要主动汇报，却无从得见一面。团委书记的后任是一个精明强干的女同志，上届书记抓文化工作抓出了成绩，她聪明地认识到自己不能重复别人走过的路，否则便是失败。她别出心裁组织了一个爱国主义教育演讲团，在校园里掀起了又一股热潮。
继续在办公室里和小纪面对面坐在一起也使小应感到痛苦。人在结婚前后仿佛是跨越了两个世界两种时代，回忆过去便觉得万分遥远，或多或少会有怅然若失的遗憾和对于青春已逝的感慨。小应每每想到那个冬天的旅行就万分伤感，怀疑那是自己编织出来的美丽的梦境。如今反正已经跟卉结了婚，再看到小纪苍白的面孔，他反会心中难过，自谴自责，浑身刺痛。
就这样，小应陷入了重重苦恼之中。欢乐的日子不再有了，繁忙和争吵的日子也不再有了，四面是一片空寂，是冷淡和不理解。小应整小时整小时地坐在办公室里，面对一份电影画报或者健康杂志，无所事事。人世沧桑。是这么说的吗？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样变化无常、捉摸不定？
与小应的处境相反，卉这段日子在北京如鱼得水，显出从未有过的忙碌和自信。她在四个地方担任十几个大小孩子的家庭教师，每天下午坐上公共汽车赶到人家上课，晚饭前再赶回家来。有时候下午晚上连轴转，这时就不回家吃饭，在外面随便啃一个面包或者什么的。卉俭省得很，她知道自己捧的不是铁饭碗，时时防备有饭碗砸了的日子。白天她要略微备备课，批改学生的作文、日记之类，还要出一些题目准备给学生去做。这样她就整天没有空闲。她没有注意到小应情绪上的变化，只一味沉浸在自己成功的喜悦里。甚至夜晚在床上跟小应亲热厮磨的时候，她都不忘记及时塞给小应一只避孕套。她害怕在这时候怀孕。事业才刚刚开始，她要拚命工作，攒起一笔可观的钱作家底，那时才可以玩乐享受生孩子。
小应在钱财上一向是个漫不经心的人，他不明白卉的心思，只觉得她对他有点近于应付。为什么每次在他兴头正足的时候会突然冷静地递过来一只避孕套？他对那玩意儿恼火至极，一见了就会索然无味。他不是对她说过几次了吗，怀孕有什么可怕的？能怀上那个鬼诗人的杂种，就偏不肯怀上他的孩子？这么一想，小应更加心情恶劣，仿佛世界上没有一件顺心的事情，跟卉之间免不了有些言语来去，偶尔行为上也粗暴起来。
不该发生的事情偏在这时候发生了。那一天卉从西单的一个学生家里下了课回来，路过白石桥换车。暮色朦胧，已经过了下班的*，车站前只有寥寥的几个乘客一动不动。十分钟过去了，车子迟迟不到，等车的人中有人开始在低声咒骂，卉心不在焉地东张西望。这时候她忽然瞥见马路上缓缓走过来一个身影。那人披了一件淡色的薄呢夹大衣，一条带铜扣的腰带随着走路的节奏飘飘拂拂。他走得很慢，时而低头去看脚下的东西，时而又抬头看头顶的树叶，偶尔还停下脚步，神经质地盯住远处某一样东西不动。他的姿态里有一种独特的、吸引人的东西，说是风度也好，说是气质也好，说是内在的激情和知识修养也好，总之那东西不同寻常，并且让卉有一种久别重逢的感觉。卉张大嘴巴，开始心跳，浑身一阵一阵发热，像是被海浪冲击着身体，摇摇晃晃站立不稳。女人就是有这种独特的敏锐，经他触摸过的肉体总会在她心里留下永久的记忆，每一处细微的区别她能用心灵感受得到，甚至在黑暗中仅仅靠嗅觉，她就能辨别得准确无误。现在卉经历的就是这样一种感觉，她并没有看到诗人的面孔，但是她毫不犹豫地认出来那就是诗人。是的是的，就是他，卉曾经跟他度过不同寻常的一夜，那是难以磨灭的记忆，卉不会弄错。
仿佛被神灵驱使，卉不由自主地离开站台，往那个人身边走去。先是一步一步走得犹豫不决，而后就加快了脚步，最后简直变成一溜小跑。她气喘吁吁地追上诗人，在他对面站住，微笑着，一声不响。
诗人蓦然止住脚步，无比惊愕地望着这个女人，这个恍若从天而降的女人。夜色渐浓，路灯昏黄一片，诗人没有认出卉的面孔。也许在他记忆之中卉的形象已经十分模糊，他不可能在突然之间认出她来。
“你是……”他皱起眉头，矜持地望着她。
“啊，你不认识我了吗？”卉失望之极，声音开始发颤。“那一年在我们学校，你去讲演……”
诗人用手扶着额头，发出一声轻轻的*。
“记起来了吗？”卉快乐地说：“你到底记起来了！可我老远就认出了你。我在那边等车……”
“你分到北京了？”诗人打断她的话。
“哦，不不，是我丈夫在北京。我结婚了。”
诗人凝神望着她，摇了摇头，不知道是表示惋惜还是别的。
“没想到还能再见面。”卉的声音有些酸楚。一瞬间里她想起了许多，想到她的怀孕，她为此所受的恐惧和痛苦，她和小应之间微妙复杂的关系，甚至她的辞职和眼下的境况。她想把这一切原原本本告诉他，不知怎么又咽住了。她抬起头，哽咽地说：“知道吗？我曾经恨过你。”
诗人沉默了一会儿，忽然抬起胳膊，温柔地把她揽在怀里：“别这样，应该说我们曾经爱过，这就够了。我爱过你，你也爱过我。在我们之间没有恨这个字眼。”
卉扭了扭头，想要挣脱，但是诗人把她揽得很紧。卉在他身上嗅到了一股似曾相识的咖啡和烟的气味，就是这股气味唤起了她消逝已久的感觉。卉忽然发现自己有一种愿望，想要重新体验自己曾经经历过的一切。这愿望来得十分突然又十分强烈，竟使她如同被电流击中一般簌簌颤抖。她惊恐地叫了一声，用尽全身力气把诗人推开，发出重重的喘息。
诗人在离她两步之外的地方站住。那地方正好有一片浓浓的树影，把诗人严严实实遮挡起来。他从从容容地注视她脸上的表情，看着她从喘息到平静。然后诗人微笑了一下，说：“你还是这么可爱。在你身上我总能感觉到一种激情。”
“不！”卉说，“不！我后悔看到你。”
“可你已经看到了，并且是你先认出了我。你控制不住你的感情。是不是这样，卉？”
卉全身震颤了一下。诗人在这时候极其熟悉地喊出她的名字，这一点几乎使她承受不住。她承受不住这份感情的重量。刹那间她鼻子一酸，泪水开始在眼眶里打转。
“你是……回家去吗？家住哪儿？要不要我送送你？”诗人关切地问。
卉摇了摇头。
诗人又在她面前站了一会儿，然后从西服上衣的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递给她：“这儿有我的地址。两个月内我不会离开北京。”他伸出右手，卉没有反应，他就把那只手挥了挥：“再见。路上小心。”
卉摇摇晃晃地回了家，进门的时候脸色惨白。小应已经做好了晚饭，问她是不是病了？她说有点累，路上车挤得厉害，就把自己关在卫生间里。晚上睡觉她忽然想起那张名片，犹豫着不知该拿它怎么办？后来她顺手把它夹进课本。
小应在团委的处境越来越微妙。新任女团委书记几乎是怀着一种对前任的极端嫉妒心理，不由分说地把艺术团打入冷宫。她分给小纪的新的任务是在每天下午的校内广播中教唱“每周一歌”，而分派小应把全校各系的黑板报工作抓起来，每月搞一次展评。女书记仿佛是生怕她的威信不够，时时用居高临下的口气找这个那个谈话，摆出十足的政治工作者的面孔。她名为找人征求意见，实际上却用种种暗示要你服从她的安排。生性热情又有点散漫的小应哪里能习惯这样的领导！思来想去，在极度失望和愤懑的情绪中他写了一份给团委的辞呈：
团委领导：
1932年夏，因学校拟成立“艺术团”，我经过主动申请来到学校工作，担任团委*长兼艺术团团长。两年过去，我回顾以往，觉得很有意义。在领导和同志们厚爱宽容下，我的个性未受压抑，我的能力得到发挥，因而工作上也取得一定成绩。这些成绩虽成过去，但它们的经验却足以保证今后学校文化工作的提高与发展。
时过境迁。因为种种原因我现在请求辞去团委*长和艺术团团长的职务。这些原因我陈述如下：
1.目前从校领导到团委领导，对文化工作缺乏应有的认识与重视，使我失去对这一工作的积极性。
2.有关领导对我个人政治上的追求长期不予重视，迫使我不得不改变自己的职业方向，另求发展。
3.两年的实践使我意识到自己缺乏行政管理能力，必须重新寻求更适合自己的工作。
综上所呈，为人尽其才起见，请求有关领导批准本人的辞职要求，以免尸位素餐，影响工作。
此致
敬礼！
团委* 应天明
小应把辞呈写好之后，有一天瞥见团委书记离开办公室上厕所，就悄悄走进去，把辞呈压在墨水瓶下。然后他把自己办公室的门一锁，晃晃荡荡钻进图书馆看戏剧杂志去了。
卉一连度过了好几个不眠之夜，终于在一天傍晚从学生家里下课之后敲响了诗人的房门。这一夜她没有回来，小应等到一点钟之后实在熬不过去，和衣倒在床上睡了一觉。第二天早晨八点钟小应睁开眼睛之后发现卉站在床前，用十分奇怪的眼神看他。小应一个鲤鱼打挺翻身起床，问她说你到哪儿去了？你怎么没有回来睡觉？卉就说她是睡在一个女学生家里的，那女孩子的父母双双出差，请求卉陪他们的女儿睡一个晚上。卉的声音听起来有点失真，飘飘忽忽的。小应就想这大概是自己睡得太晚的缘故。
过了几天卉又一次重复了这个女学生请她陪夜的故事。
小应隐隐约约觉得有哪儿不对劲儿。小应不是那种粗粗拉拉的男人，会对妻子的一切毫不知觉。他从卉那双发亮的眼睛、时而忧伤时而狂热的眼神、心不在焉的神气、甚至在床上*时不同以往的态度上觉出了妻子的反常。他盘问她，卉坚持说是他的错觉。他说他不会错，男人在这种事情上不会错。卉就冷笑，说，那么是他疯了，他在学校里碰了一鼻子灰就回来找老婆的岔子。这句话如同火上浇油，使小应本来恶劣的心情变得狂暴。他真像发了疯似的在家里大叫大喊，摔碗摔盆子，就差没把卉揍上一顿。发完了火他又开始后悔，扳住卉的肩头请她原谅。卉说干吗要我原谅你？咱们互相原谅着吧。小应一听就愣了，他知道事情已经无法挽回。
一连几天小应在城里玩儿命地奔走，逐个敲开卉那些学生的家门。他打听卉上下课的时间，询问人家有没有留家庭女教师陪宿，留心观察那些家长们尤其是父亲们的反映。他怀疑是他们之中的一个跟卉搞了鬼。
有一次他偶然在卉的作业本下面发现了诗人的一本很薄很薄的诗集。小应明白了一切。
当天晚上卉没有出去。卉在屋里团团乱转，魂不守舍。小应躲在灯影里仔细地看她，注意到了在她薄薄的羊毛衫下面奔涌的激情。小应突然起立，把那本卷了边的诗集狠狠地摔在她脚下。卉的脸色唰地变成惨白。
“是的，就是他。你猜对了，就是他。”卉哆嗦着嘴唇，挑战地对他说，双手簌簌地发抖。
小应一声不响，静默了约摸五秒钟的时间。然后他突然跳起来，抓起桌上的茶杯唰地向她扔去。卉头一偏，茶杯在墙壁上砸得粉碎。小应一连扔了四个杯子，把地上弄得白花花一片玻璃碴儿。这一片残迹又刺激了他的神经，使他再一次变得亢奋。他冲过去抱起房间里唯一的装饰品——一只景德镇瓷花瓶砸向了卉。
后来我才知道，就是这只花瓶不巧砸在卉的头上，当场送了她的命。这花瓶还是当初他们结婚时我送的礼物，所以作孽也有我的一份。至今我深深后悔当初送他们的不是一只布娃娃或者别的什么。
小应从来就不是一个野蛮或者狠心的人，他为什么要采取这种暴力行动对待卉的失贞？小应若真是对卉冷酷如此，那么当初卉第一次失贞时他为何赶去替她处理一切？又为何在几番犹豫之后终于跟她结了婚？我思来想去总是不能解释清楚小应这种狂暴行为的动机。我把这一切归罪于那个冬天的旅行。那次旅行过于壮美也过于风发昂扬，使此后的一切黯然无光。以小应那样的个性，凡事总要好上求好，于是难免会有那种从山峰顶上迅速向下滚落的感觉。一种失重感，悲哀感，绝望感。于是才有了上述发生的悲剧。
到底是不是这样，也仅仅是我的猜测，无从找小应求证了。小应不久就因“过失杀人”罪被判刑入狱。听说他在狱中还在不断地写信上诉，我觉得这无济于事，因为卉死在他砸去的花瓶之下是确切无疑的，不判他故意杀人罪就已经不错了。再说，即便他能减刑出狱，他又能干点什么？谁会重用一个从狱中回来的人？
可我总是忍不住地要时常想起小应。一想到他，我脑子里面出现的就是那个热情洋溢朝我奔来的身影，那张生气勃勃激情焕发的脸。我没法把他的笑容和他说话时坐立不安的模样从我记忆中彻底抹掉，因此我写了这篇小说。（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