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梦的叙述要比老传达具体和形象得多。海梦是在吃完午饭走出食堂的时候被记者截住的。那时所有在食堂吃饭的人都已经走光，两个胖胖的老大嫂在收拾桌子，记者建议海梦再回到食堂去坐一小会儿，因为在这个设计院里再也找不到什么可供私下谈话的地方。海梦相当随和地表示同意。
你别看安哲一副大大咧咧、满不在乎的劲儿，她说，其实他心里边很苦闷。他那个家庭太复杂了，太复杂了，叫人没法子心平气和地待下去。他看不惯他家里那些人，不光是那个继母。那副作派，那股腔调，那些来来往往白吃白喝的客人，都叫他恶心。所以他晚上总是到办公室来，否则你叫他在哪儿待着呢？女朋友吹了，电影嘛没什么可看的，逛马路？不是我们这号人干的事。
就说他在设计院里，也不能算干得顺心。其实我们七七、七八级分到院里的大学生们都不顺心。就是这样，我不怕你在报上捅出去。这句话在我心里憋得久了，现在不说，我也总会找个可说的机会。你想想吧，工程师、总工程师这么多，从二十多岁到六七十岁，哪个台阶的都有。并非这么多人都有事可干。任务来了，得尽长一辈的先要，剩下来的依次向后排。说起来，这也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老年知识分子时间不多了，要让他们发挥余热；中年知识分子被耽搁了多年，要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只有我们，年轻，干事业的日子还长，将来是属于我们的。你到我们单位排排队就知道了，“*”前的大学毕业生，有几个到今天还没单独接过设计任务呢。水文设计组那两个七八级分来的，两年下来连绘图板都没让碰过。
说起来，我们这批人小时候哪个没经过七灾八难呢？等到考上了大学，四年板凳坐下来，一个个都变得那么雄心勃勃，好像只要一打进社会，天下就是我们的了，海阔天空任跑任跳。也不知道哪来的那些梦想，红红绿绿的梦。到现在，碰得头破血流之后，还是有人迷迷糊糊悟不过来，不明白到底是哪个环节错了。其实，说通了，社会就是一面厚厚的墙；人呢，只是一粒细细的砂土，飞起来，扑上去，不是被墙远远弹开，便是从此粘在了墙上。我这么说，你该觉得我这个人调子太灰了吧？不知怎么的，我就是乐观不起来，我给人的感觉总是沉重。其实，我个人生活并没受过什么挫折，没吃过苦，也没上过当，不该这么灰的，真怪。
安哲，我们是一个系的同学，我七七级，他七八级，常在一个教室里上大课，搞活动。在系里他算不上学习尖子，但是他学得轻松，真的。有位老先生预言他是我们中间最有潜力的一个。从来没见他泡过图书馆。那么多的作业，他晃悠晃悠不知怎么就做出来了。他能画一手好画，美国黑人民歌唱得满像回事。有一年“五四”晚会上*唱，差点没把女生们听呆掉了。
我说过，我们这个单位闲人多。谁分进来都要请他先坐几年冷板凳。安哲成天在办公室里就是弄几本外语书看看。看外语算是业务学习，没有人反对。他去年花半年时间翻译了一本交通工程方面的书，二十万字，交通出版社已经在排印出版了。在学校时他第二外语修的是日语，现在又在自学法语，听说已经能看简单的小故事。这也好，提高外语水平，日后总会用得上，也算是“歪打正着”吧。不过，在国外，工程技术人员如果脱离本专业半年以上，那就完蛋了，新技术会毫不留情地把他淘汰。在我们这儿呢？大学毕业搁置个三年五年再使用你，后果将会如何？有谁考虑过这个问题没有？有一次，我曾经问安哲是不是觉得无聊，他说还可以。他这人是不会怨天尤人的，好像说那一句话就跌了份儿似的。
我不想瞒你，我喜欢安哲。当年喜欢他的女生很多，但是命运偏偏把他送到我这儿来了。我们在一个办公室，绘图桌几乎是面对面，这真是方便，对于想谈恋爱的人来说。我知道他心情不好。这个家庭，这个单位，他怎么能痛快呢？有时候，他越是装得大大咧咧，满不在乎，我就越是心里发疼，疼得我想要大声叫唤出来。我知道他晚上常到办公室，我也来，来陪陪他。不过我不能每次都和他正巧“撞”着，他会不高兴的。他大概很希望独自在办公室里安静安静。可是……怎么说呢？偏偏他看到集装箱码头方案的那个晚上，我没来。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发现方案里不合情理的地方的。第二天他把这事告诉了我，他说他发现那方案图纸尺寸不对，保险系数大得吓人。他大约估了一下，照这样算，国家要白白赔进去几百万呢！我一点儿也没吃惊，真的。几百万算什么？那些大的建设工程，国家赔上去的钱不是要论“亿”来计算吗？他望着我，眼光很固执，仿佛在等我拿个主意。我还是第一次看见他那么个神情。我说，安哲，赔多少也得赔呀，就这么回事。方案已经做出来了，总工程师都已经审核签字了，还能怎么办？这个码头的设计任务是签过合同的，误期要罚款，职工要被扣奖金，这一来事情就复杂了。他当时什么也没说，只用铅笔在一张纸头上划来划去，划来划去。当时我心里就明白，该怎么做，他其实已经有了决心，怎么劝说也无济于事的。（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