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他是栽到一个组织部干部的手里，使我格外感到兴趣。
他的故事是这样的：
年前他外出检修电路，完事以后当地请他吃饭，自然免不了喝点酒。回来的路上天已黑，他开车沿公路右侧往城里走。忽然公路前边右面的小路上，倒出了一辆小轿车，倒的很急，老赵急忙处置，车右方前侧和对方车的左方后侧生了刮蹭，并不严重。
本是平常一起交通纠纷。
老赵下车前去论理，对方车上下来两个人，也是出言不逊。双方由口角到拉扯，再到推搡，最后老赵一把将其中一人推倒，扬长而去。
回去以后，尽管老赵懊丧不已，但也没当成大事。几天以后，派出所通知他去一趟，向他出示了“涉嫌故意伤人罪”的逮捕证，他还和所长说：“老哥，你们搞错人了！”
后来家里请了当地一个年轻的律师，据他的律师说，诉方指控他那天晚上酒后开车，造成事故，还挥拳打伤了两个人，其中一个是该市市委组织部的一个干事。
律师看了起诉书以后，现对方提供的伤情的有关证据中，最重要的一个证据竟是在出事前一个月的验伤报告。因此对老赵表示很乐观，准备做无罪辩护。第一次开庭，他不知天高地厚，非常自信的要求法庭的法官等回避，理由是他们都是市委组织部任命的。而这个案子的审理涉及到组织部的干部。
法庭忙乱一阵后，宣布休庭，从此再无音讯。一拖就是几个月，把老赵拖得心力交瘁，在狱中患了高血压。那个年轻律师也不见了踪影。家里万般无奈，又请了律师。这次律师一来，竟先谈民事赔偿，对方开价二十万人民币，让老赵斟酌。如果同意，在委托书上签字画押，认错认赔，并委托他老婆办理，然后再谈刑事问题。老赵一听就火了，虎目圆睁吼道：“这是敲诈！”律师走时语重心长地说：“你呀，惹谁不行？单惹组织部的，哎哎，你好好掂量掂量！”
老赵这可犯了大难。
民谚：跟着组织部，年年有进步。
这年头官场上谁不想年年有进步！随着进步，你可以几乎不受约束的满足你任何高尚的抑或卑劣的动机……，人家削尖了脑袋，巴结还巴结不上组织部的人呢。在那些执法人手里，这可是没有成本的大礼呀！
“我咽不下这口气！我拿钱让他们得好处，即使出去了，欠一屁股债，至少白干十年。什么***世道！我和他们干到底了！”老赵狠狠地说。“但是一想起老婆孩子，真要是判个三年五载，这个家、自己这一辈子可就毁了。”中国人身上不甘屈服，据理抗争的精神和逆来顺受，忍气吞声的传统在老赵脑子里交互占上风。
激烈的思想斗争使他常常紧皱眉头，一圈一圈沿着小院疾走。像是“狮虎山”笼子里的老虎，时而低吟，时而长啸。真是一个万分痛苦的抉择！
他常用哀求的眼光看着我，希冀从我这里得到点拨和支持，我只能狼狈的避开他的目光。
我能说什么？！我只是慨叹，地方上一个小小的组织部干事，就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这样鱼肉百姓，谋取私利，置国法于不顾。而官员们还要竞相巴结，唯恐落后。可见一斑！权力所带来的巨大利益，是多么诱人啊。
我感到悲哀，“管理众人之权”早已异化为“统治众人之权”。而这个权力在使用的时候竟可以不讲任何规则，随心所欲，为所欲为。这就是我们的父辈为之奋斗终身的结果吗？这就是我们呕心沥血几十年工作的结果吗？
老赵终于屈服了，十天以后，他见完律师回到号里，拿起卫生纸狠的拼命地擦他的右手食指，好像要擦去他的耻辱。残存的印油像血一样，怎么擦也擦不掉。以后，他再也提不起精神号施令，对号里的事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惴惴不安的等待最后的结果——他怎么能踏实呢？万一人家钱照收、刑照判，那可就全完了。
一天，他拿出新买的一个笔记本，让我在扉页上写几个字。我沉思了一下，把他的名子隐在里面写下：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虎归山林，来日方长。”
算是鼓励他面对未来。他珍惜地把本子包好放在褥子下。
我至今感到内疚。以我当时和他的关系，是可以给他一些规劝的。我应当给他以支持，让他坚定和丑恶的东西作斗争的信心。从道理上讲，需要用斗争取得自己的权利，忍让只能使坏人更猖狂。可是我没有，我只给了他廉价的同情。在一定意义上讲，我也是帮凶。
但是，如果他的抗争招致更大的风险怎么办？
可是，我也非常清楚的知道，而且和他心照不宣，现在虽然忍了，但仇是结下了，在等待时机爆！
我到底应该怎么做？我也不知道。
早上当他抬起头来时，我看到的竟是一个深目高鼻的二十左右岁的“老外”！手上缠的绷带渗出鲜血。原来他是维吾尔族人，住在南八号，因为受同号人的欺侮，忍无可忍，一拳击碎厕所小窗户上的玻璃，用碎玻璃自卫。所方在问明情况后，立即把他调到南一号。之所以调到我们号，我想可能是由于号里有老赵这个回族人，再加上最近以来号里比较平静，一直没闹什么事的缘故。（很快，所里为了消除隐患，把所有小窗户的玻璃全部卸掉。）
破烂的衣衫，遮不住他强健的肌肉，深眼窝里那双淡黄的眼睛，总是带着忧伤的眼神。赵君虎称他为“穆斯林兄弟”，我们则叫他的名字——阿卜杜（其实他的名字叫阿卜杜勒，为了顺口我们省去一个勒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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